（1919　年　1　月　12　日）和　8（1919　年　2　月　7　日）。同時，李大釗

從他　1915—1916　年的達爾文式的內省的民族主義，發展到　1919　年　1　月的堅定的反帝立場，見邊斯納：《李

大釗》，第　24　頁，以及李的社論《新紀元》，載《每週評論》，3。

① 陳獨秀：《辯訴狀》（出版處不詳），標明的日期為　1933　年　2　月　20　日，第　1　頁。還可參見陳於　1919　年

3、4　月份發表在《每週評論》上的文章，它們預示　1919　年　11　月　2　日的那篇經常被引用的文章《實行民治

的基礎》的出現。對於陳改信馬克思主義的日期在李大釗之後一年或兩年的看法，如許華茨的《中國共產

主義》第　22　頁和邁斯納的《李大釗》第　112—113　頁所堅持認為的那樣，我是知道的。然而，儘管陳對　J。

杜威的論述是很客氣的，他　11　月份的文章不僅批評杜威的民主觀念“還有點不徹底”，而且明明白白地將

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築置於其經濟基礎之上。參見《文存》：1，第　375　頁。關於李大釗的觀點，見《晨報》，

1919　年　2　月　7　—　8　日。

② 《文存》，3（1919　年　1　月　19　日），第　589—591　頁以及　4（1919　年　3　月　26　日），第　646　頁。

國士大夫階級的罪惡》的社論，號召一場推翻士大夫統治的工農社會革命。

這篇社論很可能是由陳和李執筆的（原文署名“一湖”——譯者），他們的

民主觀念確實在變化，但相繼演進的過程是從人民民主經人民革命到人民專

政。到那年年底，陳針對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那種制度的道德敗壞，發動

了猛烈的攻擊——“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賣淫，戰爭罷工種種悲

慘不安的事，哪一樣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舊道德造成的？”６　個月以後，陳

以一種肯定的口氣寫道，西方人所追求的利潤是由工人創造但被資本家從他

們那裡盜走的剩餘價值。①

從受壓迫的青年和受壓迫的婦女——激進分子們在他們的刊物上予以全

面詳盡論述的話題——到受壓迫的勞工大眾，激進分子們注意焦點的這一轉

變結果形成了他們與勞工大眾的一種新的認同。他們的視野更為寬廣，他們

的同情現在推及所有的窮苦人。對外，他們不再是沙文主義的，他們跟隨《每

周評論》的榜樣，《每週評論》在五四運動之前兩個月，刊載了一系列關於

愛爾蘭、菲律賓和朝鮮爭取獨立鬥爭的文章；對內，以社會調查為基礎，涉

及上海、漢口和唐山工人的工作與生活狀況和山東、江蘇和福建農民悲慘境

遇的一系列論題的文章，在《新青年》、《每週評論》和《晨報》上大量湧

現。在中國共產黨建立以前，就已經有為了勞動者或者關於勞動者的專門雜

志，它們提供關於工人和農民的資訊，扶植對勞動的新態度，並且引起人們

對於一些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的注意。不久，年輕的激進分子們就被勸告要

到勞動人民當中去工作，而且他們之中有些人這樣做了——彭湃在海豐的農

民中間，張國燾和鄧中夏在北方的鐵路工人中間，毛澤東在長沙的工人中間，

還有惲代英在武漢的工人中間。

人們一定要問：不依靠一場暴力革命，中國的民族願望能否得以滿足，

社會公平能否得以實現呢？當權人物會讓這些目標透過和平的轉變過程而得

以完成嗎？到了五四運動時，那些被覺察了的國家的敵人——帝國主義者、

軍閥和腐敗的官僚，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