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對這位明代的哲人和他的追隨者進行分析，要說的是他對梁漱溟、熊十

力，甚至蔣介石這樣一些不同人物的吸引力。首先是這樣一種信念，即聯絡

人和宇宙存在終極原因的精神－道德良知是精神－道德生活的源泉。這裡我們

所瞭解的，是以直覺為根據來否定西方笛卡爾以後的認識論的懷疑論和“無

價值”宇宙的觀念。雖然王陽明的直覺使他得出與儒家道德－政治價值協調一

致的結論，但他對“內省”的依賴本身便有可能脫離傳統儒家對“外在領域”

的看法。對比之下，朱熹強調必須“格物”以致知，似乎使他牢牢地和傳統

體系的“物”結合在一起。最後，王陽明強調，個人只有在具體社會情況下

① 見《科學與人生觀》，胡適和陳獨秀序。又見本書第　7　章。

活動的過程中才能致良知，這至少為在世上發揮作用提供了相當強烈的動

機。

新傳統運動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梁漱溟。他在少年時代受的是嚴復和

梁啟超提出的全盤西化方針的教育；在　１９１１　年以後的令人沮喪的年代裡，他

沒有被捲進“新文化”陣營。他的父親梁濟是儒家道德的相當生動的榜樣，

這個權威性的榜樣足以使他拒斥魯迅對傳統的全盤否定的看法。相反，他先

是在佛教，然後是在王陽明學派的新儒學觀點中尋求慰藉。

我們在這裡將不詳述他　１９２１　年的名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①只是說

明，它對西方的概念在主要方面近似梁啟超。中國文化的精髓在於它很早就

發現，人類根本的特點是其精神－道德的本性，如果不受阻礙，這種本性既可

導致內在的和諧，也可導致人與人之間親密無間的同情。中國文化在歷史上

很早就獲致這種直覺理論，付出了它的代價。雖然西方重視物力的文明導致

梁漱溟所認為的畸形的資本主義消費社會，但也導致它發現了滿足人類基本

需要的方法。中國需要這些方法的幫助，但不能以喪失它的精神基礎為代價。

梁漱溟完全同意王陽明哲學的積極行動的推論，也似乎和王陽明一樣，確信

儒家學說對社會和個人的真實性質的明確推論，也就是儒家學說對“外在”

和“內在”領域的推論。正是這種確信導致他逐漸對已經在進行的“鄉村運

動”發生了興趣，這一運動是晏陽初、陶行知等“西化人物”支援的。按照

他的看法，中國農村的廣大群眾還沒有被城市資本主義的腐蝕性影響敗壞，

但卻因貧窮、貪汙腐化、動亂這無數的弊端而受苦。

１９３０　年以後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縣的教育和改革活動，是以反對政治官僚

主義道路為基礎。蔣介石試圖把王陽明“自我修養”的觀念和他自己那種合

理化的現代官僚主義－軍事化國家的夢想結合起來，在梁漱溟看來，這似乎不

解決問題。在貪汙腐化、軍事脅迫和暴力極為普遍的情況下，哲人只有透過

與農村群眾直接接觸才能施加道德影響。從某個方面看，梁漱溟和延安時期

毛澤東的一些想法多少有點相似。蓋伊？阿利多認為梁漱溟關於道德上反省

或小組上聽取自白、關於農村教育重新確定方向的某些看法，在他們　１９３８

年那次著名的會晤之後，可能的確對他的朋友毛澤東有很大影響。①不過分歧

仍然很大。梁漱溟綱領的基礎不是迴避現存政治結構，就是由於別無選擇而

支援好心的掌權者（在這方面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他和胡適有相似之處）。毛

澤東的綱領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無保留地承認殘酷的權力競賽為前提。對梁

漱溟來說，試圖建立他自己的政治組織就是否定他自己關於權力的道德基礎

的儒家看法。當然，在這一點上，他很像先前的孟子，孟子設法掩蓋“三代”

盛世的暴力起源。毛澤東主義利用改造農村作為建立軍事和政治權力基地手

段的這一意向，無疑已經使梁漱溟聯想到共產黨的工作將來有敗壞的可能，

儘管他讚揚共產黨的工作。１９５３　年梁漱溟果然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