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後來又在共產

黨的統治下，都不能抹煞資產階級對五四運動煥發出來的現代的、民主的和

國際主義的傳統的貢獻，也不能阻止這一傳統的復興。說來好像自相矛盾，

只有從長遠角度來觀察問題，才能深刻認識當年為期短暫而且成就不大的資

產階級實驗的得失。

① 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清代和日本德川時代的城市網》，第　6　頁。伊懋可：《中國昔日的模式》，

第　268　頁。

② 何炳棣：《中國人口研究》，第　197—204　頁。蘇珊？瓊斯：《寧波的金融：錢莊》，載威爾莫特編：《中

國社會的經濟組織》，第　47—51　頁。

中國資產階級的誕生

１９　世紀末　２０　世紀初的經濟大變動

中國對外開放以前的許多個世紀都是繁榮和發展的世紀。精耕細作的密

集型農業，保證了比歐洲工業革命以前更高的收益。中國的人口在　１８　世紀增

加了一倍，據估計到　１８５０　年已經超過四億。廉價而組織得很好的內河運輸系

統，承擔著日益繁忙的地區之間的交通。城市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市場網路

日益將農村更緊密地聯結在一起，而手工業則已經成為農村裡的第二職業。

傳統技術發展到了極其完美的水平，在不進行一次工業革命的條件下，要更

進一步改進看起來既不可能又無利可圖，而人口壓力、低人均收入、消費需

求不足、勞動力充足，以及相對的原料短缺，又阻礙了工業革命的實現。中

國的經濟好像已陷入了一種“高水平平衡的陷阱”之中。關於這個問題，伊

懋可曾有很好的論述。①

西方的干預對中國經濟體制的運轉，產生了深刻的衝擊。在過去，由於

明清兩代政府抑制貿易和航海事業，中國的經濟變成了內向型的。“鬆動並

最終打破中國的這種高水平平衡的陷阱，是現代西方的歷史性貢獻”。②在本

世紀中期的戰爭和叛亂危機中，新活力的諸種因素正在聚集。１８６０　年以後，

對外貿易急劇增長；中國建立起它最初的現代企業，包括兵工廠、輪船公司、

鋼鐵廠和紡織廠。這一新發展的核心是沿海的中心城市，其中的上海很快就

確立了它突出的顯著地位。這些新的港口城市與中國過去時代的市鎮很不相

同。以往那些　１６　至　１８　世紀具有中等重要性的城市、市場或者行政中心，以

及商人們急於躋身其間的官僚地主名流的聚居地，好像已完美地結合在一種

政治與社會秩序之中，而他們的領袖人物同時也就是這一秩序中最活躍的分

子和主要受益者。清末的海岸港口與上述城鎮的不同之處，不在於它們高度

集中的人口——這一點使上海成為　２０　世紀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馬可？波羅

不是早已指出中世紀一些中國城市的人口已經數以百萬計了嗎？１９　世紀後

半期勃興的沿海大城市，由於它們已成為技術革新和政治顛覆的焦點，而脫

離了中國城市的傳統。這一雙重的演變是由外國人的到來所引起的，中國人

從他們那裡學到了新的生產技術和組織方法，並且在他們的租界的庇護下譴

責帝國政府的暴虐與無能。儘管朝廷竭盡了各種努力，仍不能像過去控制內

地城市那樣完全控制這些新的城市中心。誠然，上海－廣州－香港軸心只不過

是大陸帝國邊緣上的一條狹窄的走廊。但是透過這個缺口卻湧現出了即將推

翻一個已經延續了　１０００　多年的文明的思想、技術和人們（或者只不過是動搖

了它的基礎？）。

中國的資產階級正是在這些新的城市中誕生的。它的成長是和向西方影

響開放的這一邊緣地區分不開的，這一地區被一些人認為與孔夫子的“真正

的”農村的中國毫不相干。①資產階級也受到同樣的指責，並因其由買辦組成

而遭排斥——不過在必要時也因畢竟是中國人而獲得諒解。但是正如商埠這

一概念也合乎作為一個航海民族的中國傳統——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