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地、這時正擴大到山東和河北境內的馮玉祥的國民軍；把其部將安置在

京津地區的的閻錫山；控制東北內政的張學良及其他滿洲將領。中國的西部

和西南的大部分，幾乎與北伐沒有接觸；四川、貴州和雲南的指揮官像以前

那樣保衛和開拓他們的地盤。甚至國民黨革命的發源地廣東，也只是鬆散地

依附於南京中央。這種根深蒂固的地方力量幾乎完全自治的現象——一種地

理和歷史的產物——必定是所有集權化和全國性整頓的努力的主要障礙。

① 向忠發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會主席——譯者。

過去遺留下來的其他許多事物造成了難以克服的問題：一個混亂的貨幣

制度；以剝削窮人為特點並充滿貪汙現象的稅收制度；對現代化國家來說完

全不夠的運輸體系；少得可憐的工廠工業，而且這種工業集中在少數城市，

工人住在貧民窟，勞動過度，工資很少。最為嚴重的是農村的生活條件，農

村稠密的人口在極少的可耕地上，並在沒有科學的農業技術的幫助下非常勤

奮地為維持自己的生活而鬥爭。教育和公共衛生需要大發展，因為廣大的民

眾是文盲，並被可以預防的疾病所折磨。國家的有些部分週期性地遭受饑荒。

因此，雖然政治上的有識之士在　１９２８　年抱著希望展望未來，但朝著建立

現代民族－國家方向的發展，即使在最有利的條件下也肯定是緩慢的。何況條

件將不是最有利的。

第　１２　章 中國的資產階級，１９１１—１９３７　年

辛亥革命即使不標誌資產階級的誕生，至少也標誌著它成為中國經濟與

社會生活中的一種重要力量的開始。明、清兩代商人的發展，使資產階級在

沿海大城市的出現成為可能。１８　世紀的人口增長和區域間貿易的擴充套件加速了

城市化的程序：城市人口據估計已達　２４００　萬。①商人們加強了他們的活動並

使之多樣化。在全國範圍內各地區會館的數目猛增，在南京條約將寧波和上

海闢為商埠開放對外貿易之前，各種新形式的信貸已經在那裡出現了。②

１９　世紀後半期，西方的干預給了沿海城市以新的推動力，並促進了巨大

的經濟變革。佔統治地位的各城市階級力圖從中得利。官僚和商人各有所長：

前者掌握行政權和財政權，有責任感和主動權；後者擁有私人財富，互相團

結，並勇於革新。從這兩個階級互不情願的合作與部分地互相融合中，產生

了一批界限不明、組織不確定的精英，即所謂“紳商”。２０　世紀初中央政府

的衰落削弱了官僚在精英中的地位。不過，辛亥革命雖然反映和加速了這一

發展，但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這個新興的資產階級才真正登上

行動的舞臺。外國競爭的退出向他們開放了國際和國內市場。在這些領域中

各種活動的擴張與多樣化有利於一代新型的企業家：銀行家與實業家開始從

商人手中奪取領導權。戰時和戰後的年代成了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但

是　１９２７　年官僚主義和軍事專制政權復辟，開始了一個反動時期。資產階級中

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創業精神的人們失勢，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

它基本上只不過是一種高階官員們的資本主義。

２０　世紀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因而是一段受挫折的歷史，我們在往後的

敘述中將設法尋找其原因；要從中汲取教訓則更困難。當然，我們可以重彈

老調：第三種勢力難道不僅僅是一種幻影嗎？難道它不是自鳴得意的西方向

不可能效法它也不情願效法它的第三世界，投去的一個影子嗎？從另外的觀

點，我們還可以就資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問：可以繞過這個階段嗎？

或者可以將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責任交付給資產階級以外的其他階級來承擔

嗎？

歷史上每一次失敗了的潮流，都有極大可能被當作只不過是無足輕得的

背離。但是，中國官僚主義的回潮，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