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培”，沈曾植。“梁髯”，梁鼎芬。“社兄”，社耆，汪洛年，他與沈、梁皆交深，其訊息是可靠的。梁鼎芬原準備與黃遵憲同來上海，但考慮到“在鄂可設法”，便沒有同行。而在張之洞幕中的鄒代鈞，於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致汪康年信中稱：

“《時務報》改為《昌言報》，辦法尚不錯，惟康居然以抗旨入告，殊屬無謂，且交公度查復，尤形鬼蜮。伯嚴已力言於公度，謂此事必須公允，萬不可稍涉偏倚，公度卻面允。昨聞子培言，公度到鄂已與南皮商妥，當不至離經也。雲系欲公將舊賬交與南皮，而南皮轉交公度，《昌言報》則仍《時務》之舊，官報則另起爐灶。”

“伯嚴”，陳三立。黃遵憲在陳三立、張之洞的直接施壓下，已經有所退讓。七月十八日，武昌收到汪康年電報：

“康電江西藩，請禁登《昌言報》，業已札縣示禁。康年。篠。”

七月二十日，武昌再收到汪康年電報：

“現擬與開《漢報》之宗北平商，互列名報端，則館不能搖，與尋常掛洋牌異。可否？候示。康。嘯。”

而武昌方面對此兩電的回覆，我在“張之洞檔案”中沒有找到。

黃遵憲離開武昌後，途經南京，與劉坤一會見，於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到達上海。七月二十五日，張之洞發電黃遵憲：

“致上海出使日本黃欽差。報事中外議論紛紜，弟不敢置議。在鄂所談，作為勿庸議可也。惟《昌言報》，則鄙意以為萬不宜禁耳。洞。有。”

此中的“在鄂所談”，很可能就是前引鄒代鈞信中所稱，由汪“將舊賬交與南皮，而南皮轉交公度，《昌言報》則仍《時務》之舊，官報則另起爐灶”。此時張之洞有所退讓，一方面是梁啟超與汪康年在《國聞報》等陣地打起了筆墨官司，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另一方面很可能是聽到黃遵憲另有大用的訊息。他不再強調《時務報》“空名歸康”；而改為以不禁《昌言報》為對策。而汪康年在上海受到黃遵憲的壓力，連連發電武昌。七月二十五日（9月10日）汪發電稱：

“照黃言，報館所有統行交出，《昌言》如何辦法？請電示。康。有。”

二十七日發電稱：

“黃意須統行交出，康擬俟彼電奏請旨，或彼備公文著交，即照辦，以昭慎重。康。”

二十八日發電稱：

“黃至今無公文，亦未將辦法開出，昨電均屬人傳言康。如何辦理？請示。康。”

第一份電報可見汪康年的意外，原以為此事會按其意即“空名歸官”而了結。第二份電報可見汪的對策，即請黃遵憲先行電奏，奉旨後再交，或請黃下達明確公文，黃自然不會如此辦理。第三份電報中，汪又做解釋，稱黃遵憲的做法是囑人“傳言”給他。張之洞在收到前兩份電報、尚未收到第三份電報時，於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發電趙鳳昌：

“上海趙竹君轉汪穰卿。前屢電已詳。諸事請自酌。感。”

i米i花i書i庫i&nbsp；www。7mihua。com

第64節，

到了這一時候，張之洞已不想再出面，也不想再多說什麼。很可能也就在此時，他又想到了息事寧人之法，寫給梁鼎芬一信：

“再啟者，前子培致萬木電未發，至今思之，乃大誤也。此電稿猝難尋撿，可否即由尊處代擬數語速發為要？要語云：聞《時務報》事，□□與穰卿齟齬，此間曲折，弟未深知，然盍少緩之以存氣類乎？曾植。一面電子培，似無妨。”

“萬木”，指康有為，其辦有“萬木草堂”。沈曾植於七月十九日離開武昌，二十三日到長沙。此信當寫於沈離開武昌之後。“□□”是原文不清之處，似為梁啟超或康有為。張讓梁以沈曾植的名義發電給康有為，以能稍稍緩和之。七月二十八日，即張發電汪“諸事請自酌”的當日，黃遵憲亦在上海發電給張：

“憲廿三到滬，承派楚材，感激無已。報事昨奉有電，言鄂議作罷論，惟《昌言報》不能禁等語。敬悉。憲到此，即持刺拜汪，汪未來見。初言將人欠館款，館欠人款，概交官報。昨廿六函稱：必待南洋公文到日，商酌聲復；此館系集捐而成，捐款諸公皆應與聞，斷非康年一人所能擅行等語。汪前刊《告白》，稱系己創，改作《昌言》，今又稱館系集捐，己難擅行，似交收尚無定議。遵憲所奉電旨，一曰：是誰創辦，查明原委。查此館開辦，憲自捐一千元，復經手捐集一千餘元，汪以強學會餘款一千餘元，合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