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依然正確：好的運氣和明顯的優越地位使美國“陷入最嚴重的自吹自擂誘惑之中”。美國人已經屈服於這些誘惑。狂妄和偽善成為美國治國之道最為突出的表現形式。“9？11”之後，它們一起促成了布什政府發起的這場沒有退路和沒有期限的戰爭。

布什總統喜歡把今天的反恐戰爭類比成當年美國對納粹德國的戰爭，認為它們都是為自由而進行的偉大斗爭。布什總統發動全球反恐戰爭以維護美國的自由就是這種情況。但是，不管用心多麼良苦，這種承諾涉及幾個更大的問題：現在；什麼是自由；其內容是什麼？享受自由需要付出什麼代價；誰來付出這個代價？

這些都是根本性問題，不可能因激情演講和滾滾人浪而視而不見。以往偉大的戰時總統，尤其是在葛底斯堡發表演講的亞伯拉罕？林肯，就毫不猶豫地直面這些問題。而布什總統對這些問題置若罔聞，這也成為其缺乏政治家風範的一個標誌。

自由不是靜止不變的，也不一定是好東西。實際上，自由不斷演變，並由此產生新的需要，廢除舊的限制。1941年12月美國宣佈對日本、德國開戰時所秉承的自由觀念早已經過時了。在某些方面，這是值得慶賀的理由。但在另外一些方面，這也許是令人遺憾的原因。

這些既是量的變化，也是質的變化。在許多方面，美國人今天比以往更加自由，更多公民正毫無障礙地享受著美國式生活。但是，自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自由的重新解讀對美國的社會和文化產生了變革性影響。這種變革產生了自相矛盾的遺產。作為個人，美國人的胃口和期望急劇膨脹。尼布林曾不以為然地寫道：“文化軟弱庸俗，視幸福為快樂，視舒適為幸福。”如果尼布林今天還健在的話，他也許會對這個判斷再作修改，因為美國人越來越視放縱為舒適了。

緒論　沒有退路的戰爭（4）

美國國內政治經濟滿足這種胃口的綜合能力無法跟上需求。結果，要在國內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就越來越需要美國人放眼世界。無論是石油、信貸還是廉價消費品，美國都期望世界能夠適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由此產生的權利感對外交政策意義重大。簡言之，隨著美國對自由的胃口增大，營造帝國的傾向也在增強。這兩種傾向是一種因果關係。最初，美國人認為帝國是自由的對立面。然而，布什政府控制波斯灣豐富石油的努力充分表明，帝國已經成為自由的前提。

還有一個更為深刻的悖論：行使美國式自由不再有利於產生建立和維持帝國秩序所需的實力。相反，由於過分強調消費和個人獨立，行使自由可導致國家實力的逐漸衰敗。當動用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成為維護美國自由的必要條件時，美國的力量儲備已經被消耗殆盡。

例如，我們看到，越來越高漲的個人獨立要求已經剔除了公民權這個概念的核心內容。昨天的公民義務成了今天公民的個人選擇。以前被認為是職責的事情（如緊急情況下加入保衛國家的行列）現在成了可以選擇的事情。作為個人，美國人從未停止期望得到更多。作為群體的成員，尤其是作為國家性群體的成員，他們的貢獻卻越來越少。

同時，美國政治領導人，尤其是國家層面的領導人，已經不能夠（或不願意）解決“想要多少”與“能負擔多少”之間的不均衡。歷屆政府在國會的煽動下，透過無節制的支出，加深了愈演愈烈的債務和依賴性危機。當被告知減稅與入侵伊拉克相矛盾時，自詡的保守主義者、副總統迪克？切尼宣稱：“赤字沒什麼關係。”兩黨的政客們當然可以假裝赤字沒什麼關係。

希望國境之外的世界適應美國生活方式的想法也不是什麼新主意。然而，自“9？11”以來，美國的要求變得更加執著。在這方面，新保守主義作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觀察非常準確。他認為：“美國未因‘9？11’而變，只是更加自我。”在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遭襲後，華盛頓的信念更加堅定了，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涉美國人對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這種信念表現為布什政府“要麼站在我們一邊，要麼與我們為敵”的言論、蔑視聯合國以及傳統盟國、鄙視國際法，更嚴重的是走上了預防性戰爭之路。

布什總統在第二次就職演說中宣稱：“我們土地上自由的存亡日益取決於他人土地上自由的成敗。”他實際上是說，作為自由的主要代理人，美國有權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發動戰爭，而這些戰爭從定義上講是為自由而發動的。在這個意義上，“長期戰爭”（核心是某種具體的自由概念）的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