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生產總值的3％還多，大約與當時美國的軍事預算數目相當，或者說相當於2002年的1040億美元。目前，美國全部海外非軍事開支，包括大使館的開銷、援助、教育和其它所有專案，已降至不足170億美元，或者說大約為國民生產總值的0�17％。而且其中近40億美元大都是透過對外軍事資助專案進行的軍事援助，目的是提供一項資助計劃；使外國政府能夠購買美國的軍事裝備。所以，實際上僅有大約130億美元或者說0�13％的國民生產總值被用於通常意義上的援助，其中約30億美元給了以色列，埃及也得到了20億美元（這仍是1979年埃以和平協議的部分回報），剩下的則分給了其它各個國家。儘管有冷戰的結束、和平紅利、全球愛滋病的迅速傳播和非洲饑荒的蔓延這些因素存在，這些可憐的數字實際上仍低於1990年的水平，如果按照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計算，美國成了工業化國家中捐贈最少的一個。

我們也是國際組織中最不負責任的捐助者。譬如說，到2001年12月31日，我們在繳納了以前欠下的一些會費後，仍欠聯合國近9億美元。我們的盟國已經聽厭了我們總是談論特殊負擔，難道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嗎？

然而，即使我們真地決定提供資金，恐怕也沒有幾個人能把錢送出去，剩下的人中許多甚至都不能和接受者交談。在過去的十年裡，國務院大刀闊斧地削減了領事館和海外辦事處的數量。例如，我們在中國的領事館數量比1939年時還要少。而且，根據總會計局的調查，國務院在多個關鍵崗位上都面臨著人員短缺的情況，而在位的人又往往不夠資格。比如，總會計局在調查中發現，在駐外機關事務局派往中國的官員中，62％的人不能達到他們的職位所需要的語言流利程度。在派往俄羅斯的官員中，這種人佔41％。在沙烏地阿拉伯，公共外交處的處長根本不會講阿拉伯語。為了宣傳美國的理念而由艾森豪威爾政府建立的美國資訊局於1999年被撤消了。“9·11”事件後，布什政府成立了一個名為“全球聯絡辦公室”的機構，並請了一位麥迪遜大街上的廣告經理擔任主任。這個辦公室是既靈活又有效還是光靈活而無效，還有待於檢驗。但如果我們考慮一下下面的事實，就一點兒也不會因為上述情況而吃驚了：美國人中只有14％持有護照，許多大學已經不再要求畢業生必須掌握一門外語了。最近的民意調查發現，87％的美國人在地圖上找不到伊拉克。

冷戰結束時，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短期構想過的一樣，美國又有機會來考慮以某些國家真正分擔維持和平的責任為基礎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問題了。蘇聯已經解體，而中國也開始轉向市場經濟並日益融入全球貿易和投資體系，此時，聯合國已成為一個將來更具可行性的機構。美國也有時間來反思像北約和日美安全條約這樣的主要聯盟存在的理由，以及是否有必要在海外駐軍。然而美國沒有采取任何行動。誠然，國防開支最終降低到20世紀40年代末的水平，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5％，軍事設施的規模也多少有所縮減。但考慮到蘇聯的軍事實力大幅下降與美國經濟的規模和增長幅度，美國的軍事實力實際上是相對增強了，並保留了基本的部署和任務。塞繆爾·亨廷頓曾指出，美國傾向於參照外部威脅給自己定位，並總愛尋找敵人。在1992年之後沒有具體敵人的情況下，美國仍然認為它還面臨著巨大的威脅，並以此為由保留了在海外的20多萬駐軍。

說來也奇怪，對於美國這樣一個總在變化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不穩定”居然成了它的大敵。現有盟國及部署發生任何變動都有可能引發危險的“不穩定”，美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來避免此種情況發生。“9·11”事件和反恐戰爭的開始，以及對伊拉克政權更迭的注意，為美國提供了新的、在某種意義上不那麼危險的敵人。但這些也凸顯出了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曾經指出過的一點：在國際撲克牌遊戲中，美國過於依賴軍事這張牌。我們不想把自己看作好戰的民族，但如果我們只相信武器的話，怎麼能指望別人認為我們“熱愛和平”呢？

引言

美國，一個律師最多的國家

美國是一個典型的法制國家。這裡律師的數量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多，我國每千人中的律師比別的國家高出好幾倍。比如，有人曾經說過，美國任何一箇中型城市擁有律師的數量比整個日本的還多，此話一點不假。任何一個從事國際商務的人都知道，在美國，籤任何一項商業合同要考慮的法律事務都比別處多得多，檔案也比其它國家的厚出好幾倍。只有在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