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時候，再叫他把船開到這種地方來……”李果果搖搖頭，愣望著小盧先生的背影。

這一夜，宜昌江段江岸上，不知多少雙眼睛望著盧作孚，不知多少人心底揣測著盧作孚心底到底在想什麼，明早8點，他又到底會打出什麼樣的底牌……

讀遍盧作孚浩若煙海的所有傳世文字，不難發現他作文的一個特點——他本人極少描寫自己決定做、或不做某事之前的心理狀態。就是事後記下自己的感受，也是惜墨如金，比如《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中，只開頭有一小段：“這一樁事業……我親切地經歷過，再親切地寫下來，應該有如何沉痛的感覺。”他從來是不做就不做，說做就做，很少關注後來的人是否能瞭解——在做與不做之間，“當時我是怎麼想的？”中國古典小說也不大注重人物心理描寫。盧作孚作文，古風猶存。

英國人丘吉爾的文風恰好與盧作孚相反。1940年5月26日晚18時57分，他主持的代號為“發電機”的作戰計劃開始實施，此時，一週前原計劃用於大撤退的法國三個港口中，布倫和加萊已被德軍佔領，僅存敦刻爾克。

“28日拂曉，比利時軍隊投降了……法軍第一集團軍的一半以上的兵力到達了敦刻爾克……被困在里爾的法軍在逐漸縮小的陣地上向越來越大的德軍壓力進行反擊……”與1938年10月23日宜昌荒灘上盧作孚相同處境的戰時英國首相記下了他的心理活動：“對我來說，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經驗，肩負著如此重大的全面責任，在撲朔迷離的局勢中密切關注著一切進展，卻既無法控制，想插手干預又恐弊多利少……”

梁啟超說，蓋為一小國之宰相易，為一大公司之總理難。

梁公沒料到的是：一旦國家有興亡大事，以一大公司之經理而為本當由大國首相所為之大事，難上加難。

斷棋

望遠鏡中，12碼頭，先前船舶運輸指揮部的槍兵們都無法制止的混亂，轉眼間竟被井井有條的秩序取代。人們從荒灘到囤船的一長排小桌前，排起長隊。田仲明白升旗剛才那句話的意思了——升旗是從迅速恢復的秩序中，“看到”了盧作孚，“聽到”了盧作孚正在宣佈的撤退計劃。

1938年10月24日早晨，宜昌城沒聽見一聲雞叫，天就亮了，雞早就被賣光殺光吃光。一個縣治小城，平添了總人口三分之一的外來人，雞們身價倍增。捨不得賣的居民，便自家把雞吃了。南京之後，誰不曉得，日本人來了“雞犬不留”！

民生宜昌分公司小樓上的會開了個通宵。是街頭與碼頭漸起的人聲提醒與會者天亮了。盧作孚宣佈會議結束後，來到文靜身邊，悄聲囑咐了一句話。

“是，能走多少走多少，我這就去！”文靜馬上起身走出。盧作孚拉開厚厚的窗簾，目送文靜去了難民救濟總站的大棚。他回過身，對李果果說：“按計劃，第一條船快到了。我也該去12碼頭了。”

這一天，宜昌江段兩岸，荒灘上的中國人、沉船上的日本人，都在關注著同一件事。因為除了這件事，再無什麼事值得關注。兩岸的人都知道，這一天，將決定的，是一個國家的、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大事。這一天，以及以後的幾十個日日夜夜，荒灘與沉船上的人，說出的一句句話，做下的每一樁事，不論南岸北岸空間差別，只消挨著時間順序記下來，一分一秒地記錄下來，便是一本完整史料，最能反映1938年10月24日及此後幾十天，在宜昌荒灘上的中國人、隔岸沉船上日本人的狀態。

田仲獨自趴在宜昌對岸沉船頂棚上，趴了一夜。他像一隻伺鼠的靈貓，豎起雙耳，眯縫雙眼，觀測著江上岸上的任何動靜，連一絲風都不放過。昨夜關機前，一連收到兩通密電。第一通是軍方發來的，說：截獲重慶軍統發往漢口站電報，稱“發現宜昌有日諜眼線，代號閒子”。而這閒子，正是日本在中國大後方老牌潛伏間諜“沙揚娜娜”在宜所布眼線，重慶軍統電令漢口站順藤摸瓜找出“沙揚娜娜”，不能生擒，便格殺勿論！因為她或他是最叫戴老闆頭痛的在華日諜。

田仲知道，“沙揚娜娜”是個男人，就是升旗太郎——升旗原代號是“福來格”，自從以此為筆名在英文報刊撰文抨擊民生公司為“八足怪物”後，便不再使用此代號。去年七七事變之後，升旗為自己取了新代號“沙揚娜娜”，就是日語的“再見”。田仲猜到，大半生在中國度過的老師，迫不及待地想跟這個國家說再見了。

第二通密電是閒子發來的：盧作孚在宜連夜召開民生公司調船會議，稱：24日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