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農民工付出的勞動代價與所獲經濟收益的差距在持續拉大，農民工的特殊身份標識與農民工自我追求昇華的衝突越來越顯性化，農民工權益意識高漲與維權機制不暢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另一方面，政府的社會保護機制依然缺乏，農民工在工傷、疾病醫療、養老、貧困等方面的後顧之憂極多，而維護農民工權益的機制亦因法制不完善、監察機制不健全、工會作用不大等，依然處於缺失狀態，這意味著農民工權益受損後的社會風險在高速積累。

二、對中國農民工問題的理論判斷

前述調查資料所顯示出來的農民工問題是廣泛而深刻的，必須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在針對深圳、蘇州、成都、北京等城市的大規模農民工調研材料的基礎上，結合以往的思考，我們得出了對中國農民工問題的一些理論判斷。

第一，農民工現象是中國轉型期間或者說是中國現階段社會發展程序中的一種過渡現象，是傳統戶籍制度、城鄉二元經濟社會政治分割與市場經濟發展、統一勞動力市場及中國現代化發展程序相沖突的產物。雖然這一過渡期可能較長（估計還會持續20年左右），但它與下崗職工現象有相似的一面，都是中國改革發展過程中新、舊體制相沖突的結果，並必然隨著新體制的全面確立而分化，並分別歸入市民或者農民群體，其職業身份將由流動的、不穩定的狀態轉入穩定狀態。

在此，我們不贊同農民工長期存在的提法，因為這種觀點可能成為繼續將農民工排斥在城市社會或者相關政策法規之外的依據，結果必然是有意無意地將農民工群體視為另類並排除在正式制度之外。特別強調這一點，是擔心在解決農民工問題時只見當前不見長遠，制度安排或者政策措施的短視性必然帶來不良的後遺症。希望農民工現象過渡說能得到認同，當然不是說能夠一蹴而就地解決農民工問題，而是希望國家在採取針對農民工的相關政策措施時不要偏離大方向。

第二，雖然農民工問題是一個必須重點應對的挑戰，但農民工卻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與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主要標誌。這是認識中國農民工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沒有這個前提或者不承認這個前提，就無法全面、準確地理解農民工出現的社會進步意義。這種成果與進步的標誌是：農民工的出現，不僅直接增加了農民自由擇業的機會與權利，極大地拓展了農民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大幅度地增加了農民的收益，而且改變了數千年來農民對土地的人身依附關係，使億萬農民快捷地接近了現代城市文明。因此，在承認中國農民工確實在現實中遭受許多不公待遇的同時，不能忽視農民工出現的進步意義，農民工願意離開土地而進城務工或者自主選擇非農化職業，本身就是一種向上與進步。應該說，農民工的出現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繼20世紀80年代土地承包責任制後的又一次解放，土地承包責任制使絕大多數農村居民擺脫了捱餓的困境，農民工的出現則使億萬農民工家庭的收入與生活狀況得到極大改善。將農民工的出現視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巨大進步，符合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只有理解了農民工的進步意義，才能從更加進步的視角來研究並解決農民工問題，這就是農民工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只能沿著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邁進，而不可能再倒退回農民。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中國農民工問題：理論判斷與政策思路（7）

第三，農民工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現階段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也是必須正視的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農民工問題是伴隨著農民工的出現而產生的，也是伴隨著農民工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的。過去未引起足夠重視，是因為第一代農民工具有傳統農民的固有特徵。他們參照的只能是自己在農村勞動與生活的景象，其在進城務工過程中無論遭遇何種問題，相對於其在農村的生產勞動及低廉的收益而言仍然是得大於失。城鄉分割、分治的固有政策壁壘和城鄉發展的巨大鴻溝，也使農民進城務工被視為收益增加而不是利益受損，這當然與城市的漸進發展與財富積累有限相關。而時代發展到今天，農民工問題正在超越社會問題層面，日益擴充套件成嚴重的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一方面，農民工長期的超低收入不僅不利於繼續改善其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境況，而且直接制約著2億農民工及其背後的3億農民工家屬的現實購買力。這是我國經濟過度依賴投資拉動和對外貿易增長的重要原因，其直接後果是農村居民的民生問題無法得到進一步改善，而高投資、高消耗的不良效應及外貿風險卻在持續攀升。另一方面，農民工均是青壯年，如此大規模流動到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