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重祿厚財，原是基於人性之上。人要是沒錢，就會貪得無厭，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去撈錢。正是基於對人性的這種認識，先王才制定了爵祿制度。平民當官，收入至少不低於他的農耕所得。官越大，薪俸也越往上漲。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當官的知道廉恥，遠離貪鄙。這只是最基本的待遇。為了讓他們滿意，更好地做官，還要推恩於他們的父母兄弟、妻子兒女，讓他們面對親朋故舊了無遺憾，就是死後也了無牽掛。

大宋遺事　第三十九回（3）

禮教約束，也同樣從人性來。人有了錢，要是沒有禮教約束，就會奢侈放蕩，無所不至。有了禮節的限制，生養死葬、吃喝穿戴等處處照著身份來，就不至於沒有節制，弄得上下顛倒，除了縱情享受，什麼秩序都沒了。沒有秩序，只有橫流的人慾，這社會也就不成其為社會了。

法律制裁，是禮制教育的補充。在古代，不接受先王教育，就會被終身遺棄；違背禮制的約束，為所欲為，就要被流放或砍頭。《禮�記？�王制》說：“變衣服者，其君流。”《尚書？酒誥》規定，如果有人集中在一起酗酒，要統統抓起來殺掉。不守規矩亂穿衣服，幾個人湊在一處喝酒，有罪，也都很小，可流放、殺頭的處罰，卻大得嚇人。之所以小罪重罰，而且先王們執行起來一點兒都不猶豫，就是因為，不這樣就不能讓普天下統一風俗，一心向善，趨於大治。因為君上有仁民愛物之心，又以身作則，身邊的顯貴親信自然會仿效他的榜樣而嚴格要求自己；有一個膽敢以身試法，首先就得拿他開刀。君上至誠愛人，親貴們知道避惡行善，影響所及，大家的行為都合乎禮制法度，普天下也就沒有什麼要處罰的人了。這就是以法止罪，罰重罪止。法律制裁，所以在教育、禮制之外成為一種恩養手段，也正為此。

古代取士，實行推薦制，用的人全由地方當局或學校推薦上來。上面接到推薦，要進行稽核考察。先考察其才德言行，再試之以事，確實不錯的，最後才按照他們的德才大小，分配相應的官職。當年堯帝用舜帝，也不過如此而已。國家那麼大，需要成千上萬個官員，君主當然不能一一考察，也沒有這個必要。他只要選好身邊的幾個重臣，再由他們像扇面一樣層層下選，普天下的官吏也就都能德才兼備，各安其位了。

人不同，德才的高下厚薄也不盡相同，所任也就有個適合不適合的問題。古代講究的是知人善任，讓當官的只幹適合他們乾的事情。這裡包括兩點：一是官位要與德才相稱，德高才大的當大官，德薄才小的做佐吏；二是專任，懂農業的做后稷，懂工業的當共工，不搞拉郎配。分配適當之後，還要讓他們久於其任，不是幹幾天就又調他去幹別的。久任再配上對於官吏任職的考核獎懲，好處顯而易見。一是，上下都能熟悉業務，安於業已造成的各種關係，做起事來就能順暢，不至於疙疙瘩瘩。二是，智大才高的人可以充分發揮潛力，展現才能，將事情做得盡善盡美。任職短了，任何事都不能善始善終。久而久之，處處只有短期行為，連做好事的念頭也沒了。至於那些諂媚比周、偷懶苟且、平庸無能的人，只能欺枉於一時，任職時間一長，就要露出馬腳，遭到處理清退了。那麼，久任又不啻是一把大掃帚了。最後，則是用人不疑，不用種種條款束縛人家，讓人家可以自由馳騁，大展拳腳。堯舜用人，始終都是這些原則。

以古鑑今，當今恩養、貢取、任官種種行事的乖謬之處，同樣不難一目瞭然。

當今天下官員的薪俸，就少得可憐。除了朝廷的侍從官員俸祿頗為優厚，一般官員，家口稍微重一點的，要想養家〖XC糊。tif〗口，幾乎沒有人不去兼營一些有利可圖的事情。經商哪，田產哪，不管什麼，總得找些額外補貼才成。不這樣，生活就沒法兒維持呵。下面的州縣官吏，更不行了。一個月的薪俸，多的###千，少的四五千，這是在臺上。最順當的官員，也不能一年不落地始終在位子上，總還要守闕待選等等。六七年裡有三年拿薪俸的實任，就相當不錯了。要是將這在位與不在位的時間拉平了一算，實際所得，多的不到四五千，少的更連三四千也沒有了。一家子吃喝拉撒、生養死葬等等，全都靠它，怎麼能不捉襟見肘呢！從來，人都分為三等，上下總是少數，唯有中間人數最多。資質上等的人，就是窮，也能把持得住，不至於作奸犯科；下等人，不論怎麼樣，反正總拔不高。變數最大的，正是這些處於中間狀態的芸芸眾生。富的時候他們能成為君子，窮的時候，就難免鼠竊狗盜而淪為小人了。人數既最多，變數又最大，正是全域性所繫，硬對著來，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