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以及為實行民族自治而專設的一級行政建制）。從而可以減少中間環節，便於宏觀調控手段的有效性和政策的落實，有利於城市工業現代化的早日建成。目前省級行政區劃，從經濟發展實體來看，既有城市、農村，地域又大了，從經濟發展區劃來看，它又小了。其二，省級機構執行50多年，機構太龐大，改革起來難度大，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把省級機構的權力一分為二：規劃、協調與司法權、農村管理權給大行政區；城市經濟執行與管理權交給市。有利於新型市場經濟制度設計，節約經費用於發展城市建設。其三，省級作為地方政府，除外交外，與國家職能基本相同，不利於中央集權的穩固，也不利於中央與地方事權、財權的明確。其四，農村管理的實體應為縣一級，農村管理形成中央、大區、縣三級管理，以縣為主；城市形成中央、市兩級管理，以市為主。市縣兩類地方政府，一個管城市，一個管農村，職責明確，經濟發展主體清晰，有利於小康目標的實現。其五，長江和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地區已形成三個城市群（長江中下游平原具備建特大城市的品質，農業發達），省建制已成掣肘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客觀現實，透過試點，探索出一條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2、撤銷縣級市建制，恢復縣建制，精簡縣級（含城市郊區）財政供養人員（含垂直系統），撤銷鄉鎮建制，取消農業稅。其理由有：其一，徹底斬斷向農民亂收費的根源，龐大的鄉鎮級機構，在土地承包到戶的條件下，沒有存在的意義。其二，自秦、漢以來，2000多年，中國都是“皇權不下縣”，鄉鎮級設立政府機構，勢必增大管理成本。其三，憲法明確規定村民自治，自治單位何需政府事無鉅細全權管理？其四，鄉鎮機構是由區公所演變成人民公社，再由人民公社演變而來的，設立區公所即是上層建築恢復、適應經濟基礎變化的需要。其五，農業稅已經徵收5000年，農業產業已成為弱質產業，美歐都實行農業補貼政策，我們對農業不補反徵，特產稅只能按實際外銷金額據實徵收，取消農業稅，以利於養育農業，發展、引導非糧產業。其六，縣級市經濟規模小，城市規模小，與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無非是一個大一點的縣城，市建制未必能促進經濟發展倒不如把縣城經濟作為一個城鄉結合點，帶動農業發展的經濟實體來經營運作。

3、選派大批青年（含優秀大學畢業生）幹部，長駐村、鎮幫助農村奔小康，長期與農民“三同”，不達小康不歸隊。其理由有：其一，整體小康目標，農村是難點和重點，沒有黨和政府的引導、誘導和指導，很難突破。其二，農村、農業、農民處於弱質狀態，沒有黨的強有力領導，現狀難以改變。其三，農村產業調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沒有統一的指導思想、正確的理論指導，勢必造成浪費和土地拋荒。其四，農民素質的弱質性與樸素的愛黨、愛國情結，呼喚著黨和政府的代表與他們朝夕相處，共同建設小康社會；我們的幹部有必要深入人民生產、生活的最底層，在實踐中摔打，培養出新一代的既懂現代科學知識，又深知中華民族文化與民族情感的社會中堅。其五，鄉鎮機構的撤銷，農村黨的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有必要培養鍛煉出一批農村新生領導力量。其六，三農問題的解決辦法必然在實踐產生，全國不可能是一個模式，任何模式必須適應客觀需要。

ps：

下午兩點準時開會。

何偉力說，上午常務副市長唐敏同志對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和解決問題的迫切性講得很清楚了。那麼，中央為什麼要把三農問題提到這樣的高度，當成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這當中有一個認識過程。

第六一章、輕鬆一刻

何偉力說，松山市的情況和上述資料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資料中談到的那五種弱質性，特別是產業、生產資料方面的弱質性，比全國的情況更為突出，我們怎麼來改變，光靠等是不行的，我們自己要主動研究一套辦法出來，並著力推進，不然的話，我們就要繼續落伍。

“總而言之，重視農民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nbsp；。”何偉力說，今天中午吃午飯之前，我考了考農業局長王繼業同志，我問他“三農問題”的實質是什麼，他回答得很到位，說明我們的幹部隊伍中很多人對“三農問題”有充分的認識。現在我要著重講一講，“三農問題”是關係新世紀新階段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域性的大問題，也是關係社會穩定的大問題。“三農”問題中尤為重要的是農民問題，它是“三農”問題的核心。

首先，這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