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證以舊換新）、保險、納稅、銀行帳號捆綁在一起。其次，取消正式工與臨時工稱謂，一律稱僱員（公務員本質也是僱員），實行崗位工資制。其次，社會組織分成四大類，軍事單位、行政單位（含黨、政、人大、政協、司法）、事業單位、企業單位。政府只管軍事和行政單位的收與支，全額納入國家預算管理，定員定編；事業和企業單位全權交由市場調節，事業單位財政補貼法制化。最後，對外資企業、內資企業、國營企業、民營企業，小企業、個體戶，外國人、中國人，城裡人、農村人，北京人、外省人，大城市人、小城市人，一律實行國民待遇，除法律規定特殊優惠外，所有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和工資待遇，執行一個標準，不厚此薄彼。

第二件事是規劃、引導、誘導、指導，法律規範。首先；就是規劃。中國目前的共識是限制特大城市，發展中小城市，這是錯誤的，我國人口最高峰是2050年，16億，2013年是勞動力最高峰為10億，後者比前者提前37年到來，就業高峰在“小康”之前，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必須加快。按最低標準一半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居民就是8億，60％就是9。6億，70％就是11。2億，2020年小康目標，取中間值（8—11億）9。5億人口計算。一半居住在特大城市有4。75億。按美、日、德1995年特大城市居民佔總人口之比例（39％、37％、41％）取最低值37％計算有5。92億，取二者平均值是5。33億。這樣2020年中國特大城市人口不得少於5億，也就是說1000萬人口特大城市必須有50個以上。現在所有的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城市人口都增加到1000萬，還不夠。然而，我國號稱1000萬的特大城市沒有一個城區人口達到800萬，都包括郊區農村人口。而特大城市看起來單位成本高，但承載人口多，其實是最節儉的人口居住途徑。因此，我們要大力發展特大城市，大力發展中小城市，二者齊頭並進。才能容納巨大的人口規模。

何偉力說，中國幹任何與人口有關的事情，必然是世界第一，就必須拿出世界第一的膽識、第一的謀略、第一的舉措。但我們不能盲目發展特大城市，如長江以北（除東北外），ck線以西就不宜發展特大城市。因為水資源不足，現在可以&nbsp；“南水北調”，將來可能只有海水淡化一條路了。因此，50個特大城市只有長江中下游流域、珠江流域東南沿海和東北四塊地方可供規劃了。&nbsp；其次是引導、誘導、指導問題。所謂引導就是政府告知每一位農民，進城者必須有一技之長。即大力興辦職業教育；所謂誘導，即城市接收單位應有一定的進入門檻（與目前的限制門檻有本質區別），基本條件不得太高。所謂指導，即告知每一位進城民工，由一個農民向城市居民轉變不是一天的事，有觀念與綜合素質問題，政府應加強市民教育。目前民工進城打工的負面影響是政府沒有做好引導、誘導、指導這三項工作造成的，待國民取下“有色眼鏡”看農民工、政府做好“三導”工作，農民變市民不是一件難事。&nbsp；最後就是政府在“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nbsp；過程中，必須作好法制建設，用法律的形式，而非“紅標頭檔案”形式來規範。這次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遷徙，包括上述規劃、“三導”工作，以及取消壁壘和普遍國民待遇等，都應透過人大立法形式予以規範。

何偉力說，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不是口頭上說一說就能夠解決問題的。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涉及面之廣偏於社會各個方面、各個領域，不管我們以前提的城鄉一體化建設或者現在提的城市化，都是全社會的大事。松山市的整體城市升格，也是這項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必須以改革為引擎。所以第二個內容就顯得更重要了。

何偉力喝了一口茶，潤潤嗓子，接著講道：“第二個內容就是改革，對農村地區的政治、經濟體制要實行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這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來何偉力講道，這第二個內容又包括三個方面的基本內容：

1、在c、z三角洲、jj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平原進行撤消省、自治區建制，設立經濟大區試點，經濟區屬中央派出機構。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到市和州，市不再轄縣，只管城區和近郊區。國家設立中央、市（州）、縣三級財政。其理由有：其一，省級省級行政區是農業社會的產物，工業社會的主體是城市，目前形成了城市與農村二元社會結構，乾脆把二元分而治之，突出城市在國家中的經濟地位，中央直轄市州一級（州是指地域大且沒有中心城市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