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褞袍，居陋巷，是以聖人之所難，而望眾人為之。倘若自己衣則嗶嘰，食則魚翅，住則洋樓，行則汽車，而乃要求大眾忍受苦痛，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則不談道德還可，一言道德，只有引起大眾反感。

我研究漢宋學說，以為漢學所注意的，是治國平天下之術，而非修身齊家之道；宋學所注意的，是修身齊家之道，而非治國平天下之術。漢學注意治平，並未忘記修齊之道；宋學注意修齊，而卻忘記治平之術。降至明代，為人主者乃更進一步，要求人民修身齊家，以供他們治國平天下之用。政有不理，則曰非我之罪也。有治平之權，而不負治平之責，則連宋學都沒有念通了。修齊之說創自儒家。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然究其實，武帝並未實行孔孟主義，更未曾重用儒生。當時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故曾下詔徵求跅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漢書》卷六《武帝紀》元封五年詔）。儒生不過董仲舒（治《春秋》，位至丞相）、公孫弘（學《春秋》雜說，位至丞相）、兒寬（治《尚書》，位至御史大夫）三人，而三人又皆“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治”（《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傳·序》）。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卷九《元帝紀》）道德是用勸戒之言，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但是勸戒之言只可與上智者語，不可與下愚者言。上智者寡而下愚者多，所以道德觀念常至於窮，於是宗教方面就濟之以天堂地獄之說，政治方面又濟之以刑賞。刑所以嚇人，賞所以誘人。誘之以名利，賞其為善；嚇之以刑獄，罰其為惡。賞是人人所愛的，刑是人人所畏的。這個愛畏情緒便是政治能夠施行的心理條件。人主蔑視這個心理條件，一切作為必至徒勞無功。反之，人主若能利用人類愛畏之情，誘之以所愛，嚇之以所畏，必能驅使幹部推行政令，又能驅使人民奉行政令。管子說：“明主之治也，懸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眾。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奸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管子》第六十七篇《明法解》）又說：“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同上）“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仁義而治強者秦也”（《韓非子》第三十二篇《外儲說左上》）。“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勢，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勵以名”（《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風俗如斯，而建設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國家者不是三晉，而是秦。何以故呢？商鞅變法，知順秦民之性，用嚴刑以威民，立重賞以勵民。刑賞者人主之二柄也。韓非說：“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韓非子》第七篇《二柄》）孔子為魯大司寇，攝行相事，必殺少正卯，而毀三孫之城，何曾專講仁義惠愛。“世之學者說人主，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韓非子》第十四篇《奸劫弒臣》）。這是治國的道理。“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此係做人的道理，二者應有區別。

說到這裡，閱者將提出抗議，以為文不對題。但是，閱者須知本書不是以文藝的眼光，批評《西遊記》；也不是以考證的方法，研究《西遊記》，而是借用《西遊記》的情節，借題發揮，說明政治的道理。唐僧西行取經，其功業之偉大不在漢高祖、唐太宗之下，而百靈下界，一路遇到妖魔，其成功的艱難比之漢高祖、唐太宗之與敵人搏鬥，似有過而無不及。自古成大功立大業者無不克服無數次的艱難，而這艱難又常是阻礙了成功之路，不能逃避而只有克服。“哪方有火？東方南方北方俱無火。哪方有經？西方有經。有經處有火，無經處無火”，這確實是“進退兩難”了。而唐僧仍說：“我只欲往有經處去。”（第五十九回）即欲往有火處去。雄心勃勃，而又不避危險，這是古來立大功成大業者必需的條件。秦末，陳涉起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縣父老共帥子弟，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此大事，願更立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