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聞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識其人，誠有卓絕處。非日常相處，則亦不易知也。”

吳宓先生記憶驚人，許多文學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脫口而出，毫無差錯。吳先生還為翟孟生的《歐洲文學簡史》作了許多補充，並修訂了某些謬誤的地方。他每次上課總帶著這本厚書，裡面夾了很多寫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紙條，或者把紙條貼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課鈴聲一響，他就走進來了，非常準時。有時，同學未到齊，他早已捧著一包書站在教室門口。他開始講課時，總是笑眯眯的，先看看同學，有時也點點名。上課主要用英語，有時也說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1］［1］趙瑞蕻《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

吳宓的陝西同鄉、弟子李賦寧也有類似的回憶：“先生寫漢字，從不寫簡筆字，字型總是正楷，端莊方正，一絲不苟。這種嚴謹的學風薰陶了我，使我終生受益匪淺。先生講課內容充實，條理清楚，從無一句廢話。先生對教學極端認真負責，每堂課必早到教室十分鐘，擦好黑板，做好上課的準備。先生上課從不缺課，也從不早退。先生每問必答，熱情、嚴肅對待學生的問題，耐心解答，循循善誘，啟發學生自己解答問題。先生批改學生的作業更是細心、認真，圈點學生寫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並寫出具體的評語，幫助學生改正錯誤，不斷進步。”［2］［2］李賦寧《懷念恩師吳宓教授》

鑑於吳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國民政府###聘他為英國文學部聘教授，與陳寅恪（歷史）、湯用彤（哲學）同時獲得“部聘教授”殊榮，後又被聘為###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委員。這是對吳宓學術成就的一種肯定。

1944年秋，吳宓離開求學執教三十年的清華大學，追隨他的好友陳寅恪，去了成都。據說，與系主任陳福田之間的矛盾是他離開的原因之一。

。。

吳宓和聯大的《紅樓夢》熱

吳宓是一位熱心的老師，對學生的請求幾乎有求必應。他在聯大開設的“歐洲文學史”是一門很重要的基礎課，他還教英國文學史、希臘羅馬文學選讀、歐洲名著選讀、中西詩之比較、文學與人生等課。除了教課一絲不苟、兢兢業業，吳宓還推動了聯大的《紅樓夢》熱。

據餘斌考證，1940年至1942年間，聯大出現了一次《紅樓夢》熱，這股熱潮大概由陳銓的一次演講引起的，吳宓和劉文典推波助瀾，使之升級。

1940年4月11日晚，陳銓大西門內文林堂演講《叔本華與紅樓夢》，反應熱烈。這次演講吳宓幫助張羅，他在日記中記下講演之盛況：“聽者極眾，充塞門戶。其盛夙所未有也。”

一個月後，“以研究《石頭記》為職志”的“石社”成立，核心人物黃維等歡宴於同仁街曲園，行紅樓夢酒令，吳宓應邀參加。吳宓是“石社”的重要成員。想要入社的聯大學生需提交一篇對這部小說的鑑賞文章，最好用第一人稱寫，因為這樣可以把自己比作書中的某個人物。這個社團夜間在南食堂舉辦的活動生氣勃勃，異趣橫生，話題常常不知不覺從品評《石頭記》轉到各自閱讀的詩文及個人戀愛故事。在這種場合，吳宓如魚得水。

在汪曾祺的記憶中，吳宓先生講“紅樓夢研究”，經常有後來的女生沒有椅子坐，他看到後，馬上就去旁邊的教室搬來椅子，等學生都坐好，才開始講課。吳先生此舉，也引來一些有騎士風度的男生追隨學習。

吳宓有曲折的戀愛情史，他經常把自己比作《紅樓夢》中的賈寶玉。顧毓琇有“千古多情吳雨僧”句，吳宓字雨僧，讓人想起蔣捷的《虞美人·聽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事實上，吳宓一生的苦戀和痴情，也的確如這半闋詞所寫，“悲歡離合總無情”。有同事取笑他是“情僧”。吳宓並不因此惱怒。

不要以為吳宓多情，就是好色之徒和輕浮的浪子，事實上他對女性的愛慕和尊重，發乎情，止乎禮。他處處對女士設身處地著想，照顧非常細緻：“遇有車馬疾馳而來，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橫著一攔，喚著蘇生和我，叫我們走在街道里邊，自己卻紳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邊不動。等車馬走過才繼續行走。他這種行動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紀的騎士行徑。”［1］

在西南聯大，廣為流傳著吳宓教授的一個故事。聯大新校舍對面（曾在聯大求學的郭冠球回憶說是聯大附近的府甬道）有一家湖南餐館，名曰“瀟湘館”。吳宓見後大怒，認為是玷辱了冰清玉潔的林黛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