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動粗砸了那家店的碗碟，強令改名。

這個故事的另一種版本是這樣：有一天，吳宓發現有個飯館，上面寫“瀟湘館”，他一進去，裡面都是喝酒划拳的，就說，叫老闆來一下。老闆說，先生有何指教？吳宓就說，你看這樣行不行？我給你一些錢，你把這個名字改了，別叫瀟湘館。老闆說怎麼了，“林妹妹會難受的”，吳宓回答。因為林妹妹的瀟湘館是有幽幽篁竹，適宜吟詩的地方，怎麼能划拳？

筆者猜想，吳宓酷愛《紅樓夢》，以此自況也，他時常陷入情感的衝突與矛盾之中。1942年，劉文典在聯大講《紅樓夢》兩次，吳宓都去捧場。一次，“聽典講《紅樓夢》並答學生問。時大雨如注，擊屋頂錫鐵如雷聲。”另一次：“聽典露天講《紅樓夢》。見瓊在眾中。宓偕雪梅歸途。”瓊是聯大生物系助教張爾瓊，有一段時間她在昆華中學教書，與吳宓關係時冷時熱，若即若離。雪梅即貴州女詩人盧雪梅，多次婚戀失敗後轉向吳宓。吳宓陪她聽劉文典講演《紅樓夢》，卻心猿意馬，張望人群中的張小姐。

吳宓寫過一篇文章，名為《紅樓夢評贊》，有一部分將太虛幻境與但丁的《神曲》中地獄、煉獄和天國相比較，引導人從幻滅和痛苦中解脫。這是吳宓的拿手好戲。他在一種文化與別的文化之間來回穿梭，跨越好幾個世紀，還經常朗誦同一主題的英詩和唐詩，讓本科學生驚歎不已。那天晚上，“聽者填塞室內外”，在回答學生的提問時，“因暢述一己之感慨，及戀愛婚姻之意見，冀以愛情之理想灌輸於諸生。而詞意姿態未免狂放，有失檢束，不異飲酒至醉雲”。又有一次上《文學與人生》課，不知不覺講到《紅樓夢》，將自己的情史作為“反面教材”，講自己“訂婚、結婚及早年認識彥（毛彥文）之往事。聽者擁塞。”下課後，吳宓細思量，覺得對學生敘生平，不妥當，很後悔。

1942年暑假，吳宓為聯大學生講《紅樓夢》共七次。第一次，毛子水教授也來聽講。在此期間，吳宓應昆明廣播電臺邀請，播講《紅樓夢之文學價值》，並獲得不菲報酬。可以想見，吳宓講演《紅樓夢》，成為聯大和昆明的公眾人物，這情形，大概和如今在央視《百家講壇》講紅樓夢的劉心武類似。

吳宓的性格雖然有一絲古怪，一點迂腐，但他的確是個儒雅的君子，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護，酷愛《紅樓夢》，發自真性情。正如易社強所說：“在他鑽研的各個領域，吳宓都不愧是個博學的怪才，而學識淵博、性情怪僻是文科教授的顯著特色。他集思想的多樣性與人類的感性於一身，展現了聯大的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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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宓的交際圈

《吳宓日記》忠實地記錄了吳宓在西南聯大的生活，我們可以看到聯大大多數教授的身影，同時，也留下了戰時昆明的文化、娛樂、飲食等多方面的細節和社會風情。我們考察一下吳宓的交際圈，可以看到諸多湮滅在時光深處的文化記憶。

吳宓和陳寅恪、劉文典交往甚密，常有詩歌唱和。與賀麟、張蔭麟、陳銓、錢鍾書等人的談話、宴請都記錄在日記中。

1942年9月的一天，吳宓陪同陳銓去雲南大學做《民族運動與文###動》的演講。這段時間，吳宓忙於瓊、彥的感情糾葛，不像他昔日的學生陳銓，忙著寫劇本，辦雜誌，致力宣揚民族主義思想。但兩人關係親密。不經常見面，陳銓偶爾來訪，看望老師。他們一起到聯大校園外面的新新飯店吃飯，邊吃邊聊；或者到同記茶館討論讀陳銓小說《狂飆》的感想。那時，陳銓住在昆明的北門街98號，吳宓有時也去他這裡。一起吃午飯，喝杯咖啡，或者去看陳銓編劇的《黃鶴樓》。

吳宓不僅和聯大、雲大、藝專的教授、文人、藝術家交遊，他的交際圈裡還有不少軍人和將領。以軍人而論，除了關麟徵外，還有杜聿明、黃維、宋希濂、張耀明等。除軍人外，如雲南財政金融首腦繆雲臺，“裝飾摩登而別緻”的著名女士司高玉柱，等等，吳宓與他們也都有或深或淺的交往。

吳宓在昆明時期交往的上層軍政人員，關麟徵是主要的一個。當時關麟徵是抗日將領，和吳宓都是陝西人，有鄉誼，交往自然多一點。兩人交往多是閒談，但有時也有求辦的事，諸如請關介紹搭乘軍車或託運衣物，辦通行證，諸如此類的事情。

吳宓離開昆明赴成都前，關先後兩次贈金共兩萬元，“宓略辭而後受之”（1944年9月1日）。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吳當然也不是白拿。半年前，吳當了一次槍手，“代關將軍作賀中央憲兵十三團龍團長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