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向他們講了家中小孩多，負擔不起的實際情況。

“何大福同學是個孤兒，我們全鎮都曉得。學校考慮過了，他的學雜費、書本費全免，上學不要錢。”老師表態說。

“那麼他吃飯呢？你們能供他吃飯嗎？”叔叔瞪著眼睛望著三位教師。

“這個問題我們學校領導也研究過了，給他享受甲等助學金，每月六元錢，供他吃飯。”

“那麼，好！你們能不能再幫我找一個下手，天天來幫我穿卡子呢？”叔叔有點不高興，那意思很清楚：我們家已決定了，不讓何大福上學了，你們為什麼硬要他上呢？！

“我們也是盡責任，既然這樣說，你家也不能怪我們了！可惜啊！真是可惜！”

雖然當時何大福輟了學，可當地中學對他的“深情厚意”，何大福一直“感恩戴德”。多年後，何大福發跡了，曾多次對這個中學進行資助。當然這是後話。

從此，何大福只有小學文憑。參加工作後，何大福雖然刻苦自學，看了許多書，寫了許多文章，參加過許多培訓班，但是都沒發文憑。從70年代初開始，化工廠每年都推薦工農兵大學生。何大福是政工科長，這方面的事也是他負責經辦，每年都有招生學校找他，希望他去讀大學。可是，廠裡領導都不同意，說：你哪能走啊！而那些工作不忙的青年人卻一個個都被推薦出去了。有一年，浙江大學招生人員到化工廠招生，廠裡推薦了好幾名，他們都不滿意，硬要何大福去。於是，他去請示萬慶彪，萬慶彪說：“你一走，這攤子誰來接啊！”結果，浙大當年放棄了在化工廠的招生。何大福上學的願望再也沒有實現。

那個時候，何大福雖然沒有文憑，但領導不信這個。他們認為，何大福“想幹事，肯幹事，會幹事，幹成事，而且不出事”，所以讓他在政工科一干就是十三年！

話說縣委常委會的第二天，萬慶彪就帶著工交黨委書記、工業局局長等幾個人找到何大福，宣佈了縣委的決定。誰知，這個一貫都是“三不提”的何大福，竟然第一次拒絕了上級的決定。

“我不去！死也要死在化工廠！”何大福態度堅決。

“化工廠班子已經定下了，沒有你的位子。”萬慶彪溫和地說。

“那你們領導為什麼不早考慮我呢？”何大福情緒有點激動。

“考慮了。你只有小學文化，不符合中央四化條件，實在沒辦法”，萬慶彪同情地說。

“這……”說到這個致命傷，何大福語塞了，好長時間沒說話，突然他站了起來：“好了！我不要提拔，就留在化工廠當勞服公司經理！”

“那也不行了！縣委決定了，必須服從組織的決定！”萬慶彪強硬地說。那個時候，任何干部一聽說是組織決定，比聽到法院宣判書還厲害。宣判書還可以申訴上訴，可組織決定，那就是板上釘釘。何大福當了這麼多年政工科長，深深懂得這個組織決定的含義。

“那你們不是逼我非去不可嗎？”何大福傷感地說。

“是的！我們就是要把你逼上梁山！不過，不是上梁山，是上金山！”萬慶彪微笑著說。

“你們這樣逼我，我有什麼辦法啊！”何大福態度軟了。

“去吧！去吧！金箔廠歷史悠久，產品又全是黃金做的。如果說化工廠生產化肥是雪山的話，那麼，金箔廠就是一座金山。雖然現在相當困難，但是如果搞好了，就是到金山揀金子！”

“是啊！縣長說得對，十一屆三中全會，黨為我們指出了一條金光大道；現在搞改革開放，是金色的時代；你要從事的又是與黃金打交道的事業，叫金色的事業；製造的金箔又是金色的產品，真是地地道道上金山啊！”工交黨委書記真會說話，一套一套的。

何大福服從了！1983年11月24日，他創作了兩首順口溜。第一首是化工廠一位有文憑的中層幹部一步頭提到金東縣當了副縣長，在歡送宴會上，何大福對他說：“你有文憑當縣長，我無文憑到小廠，幹個三五年再講，看看有沒有好下場！”第二首是：“我過去生產工作當骨幹，文化學習靠邊站，你們現在搞一切憑文憑，將我逐步當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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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外菸火（1）

金東縣常委會決定何大福到金陵金箔廠任職的第二天晚上，在金陵金箔廠副書記李雄關的家裡，李雄關和他的幾個“弟兄們”也緊急開起了“碰頭會”。李雄關坐在客廳裡抽著悶煙，菸缸裡已經掐了好幾個菸頭。有的菸頭儘管已經掐得歪歪扭扭，但還是沒掐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