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站出來。這樣的人越多，我們的國家就越富強。我們當地有一個土話叫‘跩’，書面解釋為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只有讓廠長經理們先‘跩’起來，才能更多地湧現優秀的廠長、經理，帶領大家創辦企業，創造社會財富。”

何大福繼續說：“在很多場合下我都說過，有些事我想來想去想不通，作為一個企業的廠長，一年為國家創利稅幾百萬乃至上千萬。但是我新家搞裝潢，卻要找人拉關係，說裝好一點，錢收少一點。就這樣，還得把各種發票儲存好，怕紀委查。事情辦過了，住進新居也還整天提心吊膽。這說明我們收入太低，如果我收入高了，裝潢這點錢算什麼？我還說過：我當個企業廠長，為什麼收入不如個體戶？為什麼不如那些賣鹽水鴨的、賣幹切牛肉的、賣###的？我認為這不合理。堂堂一個大廠長，老婆買菜沒有錢，小孩上學沒有錢，這樣下去，我整天為這些事煩心，哪有心思研究辦廠？一個光明正大的企業廠長，過日子還要求人拉關係，求人情買便宜貨，心術不正的人就會跟人談回扣，導致###，這都是危險訊號，所以這個現象要改變。”

何大福舉例說：“我認識的一位領導下臺前，過年過節土特產吃不了，甚至往外扔。下臺的第一年，還有些不忘舊情的人給他送；第二年還有少數朋友送送；到了第三年他得親自打電話開口要了，基本上有求必送；到了第四年打電話時，人家就開始推託，很勉強地送點過來；到了第五年，下臺幹部想想算了，老是跟人家伸手要這點東西難看，而且人家臉色又難看，不如花錢到市場上去買。由此可見，我們的分配製度和政策還不完善、不合理、不公正。我們一輩子跟黨幹，為公有企業奮鬥終身，下臺後晚景淒涼，什麼道理？因此我認為，現行的分配製度嚴重束縛了改革開放健康發展。”

何大福的發言，說得主持會議的唐正書記眼睛一眨一眨的。這何大福，唐書記早已領教過了，他感覺這個人好像是有點“特殊”味兒，不太像個正規幹部的“料子”。雖然唐正已經升任省委副書記兼金陵市委書記，上面對改革的許多新精神也開始不斷深化，改革過程中出現的許多問題也逐步被人們接受，但唐正對何大福說的這些話還是不能接受。他認為這個人觀念過激，不像一個共產黨幹部所應具有的素質。照他這個說法，讓企業家“跩”起來，那其他各行各業怎麼辦？那些黨的幹部就不是“財富”了嗎？散會以後，唐正留住了市委組織部劉部長，對他說：“何大福這個人的提拔要慎重，暫時不要動。”原來，根據中央要求，各地要將在改革開放中湧現出來的一批優秀分子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何大福改革事蹟突出，將一個手工作坊辦成全市重點企業，將原來的市辦建鄴金箔廠遠遠拋在了後面，市委組織部已經發現了何大福這個人才，經反覆考察，發現他雖然屬於“爭議激烈”的人物，但主流並沒有發現有“重大”問題，於是準備破格提拔他為金東縣抓經濟的副縣長，還準備送他到美國培訓一個月。事情一直很順利，外面的風聲都傳出去了，沒想到何大福這麼一講話，惹起了唐正書記的反感，又一次葬送了何大福升官的機會。

看來，指望政府部門主動提高廠長經理收入的想法是不可能實現的了，何大福決定還是“自己提高自己”吧。在金箔廠幹部職工中，何大福的名言“靠人不如靠自己”深入人心。他常說：“過去我當秘書，老是寫稿子給領導作報告，因此我老早就想：我為什麼不能自己寫報告自己做呢？現在實現了；過去我當工人的時候，都是指望人家發工資，因此我老早就想：我為什麼不能發工資給別人呢？現在也實現了；過去我當什麼幹部都是指望別人提拔我，因此我老早就想：我為什麼不能自己提拔自己呢？”

於是，何大福又一次冒著風險玩起了“自己提拔自己”的遊戲。他透過反覆測算，大膽提出了一個“按全廠利潤3％的標準提成的聯利計獎”方案，先在各車間、部室幹部會上討論透過，後在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透過。他在會上說：“現在我們廠各車間、部室承包方案都明確了，新的工資獎金分配方案都實施了，效果很好。可是，我們廠領導怎麼辦呢？我們與下面承擔的責任不一樣，分配也應當不一樣。但是，總得有一個辦法呀。蓋著葫蘆搖也不是事呀！我們的收入過低了，家庭的生活解決不了；收入過高了，大家也不服氣。我們經過測算，按照3％的標準提成給我發獎金，是比較科學合理的。副廠長按我的70％發放。”幹部會、職代會一致透過了這個辦法。

從1992年起，金箔廠何大福和他的助手們收入大大提高。隨著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