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潤的不斷增加，何大福從每年的幾萬元逐步增加到數十萬元，成了當地工業戰線上帶頭致富的人物。

若干年後，當年那位常務副縣長退居二線後，何大福碰到他，對他說：“當年跟你要一千元一月，你說我思想不健康，今天我要跟你要一萬元一個月了。”副縣長連連說：“應該！應該！”

又過了幾年，那位副縣長退休，何大福對他說：“當年跟你要一萬元一個月，現在我要跟你要十萬元錢一個月了。”副縣長還是連連說：“應該！應該！”

一篇傳世的論分配“檄文”（1）

關於分配的事，何大福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從省內外邀請了省委黨校、新聞界、社科院、幾所大學等單位近三十多名研究分配理論的專家學者，聚集到金箔廠會議室，專題舉辦一場“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理論與實踐的探討”論壇，並且邀請當地政府分管領導和勞動局領導參加。會上，何大福“拋磚引玉”首先發表了一篇《　論企業分配製度的改革　》論文，讓大家先看。這篇向傳統分配製度直接叫板的“戰鬥檄文”，雖然發表的時間是90年代初期，但當時令參會者振聾發聵、耳目一新。

在與會者草草看了一遍後，何大福進入主題的開場白。

何大福說：“金箔廠在改革開放早期進行了三大制度改革，其中一項就是對分配製度的改革。這個問題在改革開放當中是最棘手的，也是一個政府部門不想碰、企業無法碰、大多數人不敢碰的禁區。實踐使我感到，舊的分配製度是企業改革的主要障礙，分配製度的改革是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根本措施。這個禁區如果不突破，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就不能順暢地進行下去，中國的企業改革就會半途而廢，中國的企業也就不叫企業，而成為政府的一個部門、一個機關、一個事業單位。所以，這個禁區在金箔廠必須要突破。”

何大福說：“自1984年起，在我到金箔廠主持工作期間，我就將這一問題當成企業改革開放的一個重點，不斷地進行大膽探索，不斷地進行各種各樣分配製度的嘗試，並在這個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獲得了好的成效。實踐證明，金箔廠分配製度的改革是成功的，是完全符合###主義關於分配的理論，符合黨中央的精神，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但是，我的這種積極進取的改革，卻受到來自各方面的非議。為此，我認為必須在理論上分清是非。沒有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沒有實踐的理論，是空頭理論。我們必須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何大福的開場白，引起了與會者的極大興趣。

有位領導在會上直接問何大福：“照你這麼說，難道我們現行的分配製度不是按勞分配嗎？”

何大福答：“我個人認為不是真正的按勞分配。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將分配製度固定化、模式化、絕對化。這種做法帶來了很多弊端。記得當年我在化工廠工作時，工資拿了十幾年都是元，我的師傅也是拿元，我的徒弟也是拿元，我徒弟的徒弟還是拿元，國家老不調工資，我們就老拿元。職工進入企業就像吃‘皇糧’一樣，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貢獻大小一個樣，工齡長短一個樣。把我們的企業變成了政府機關，完全按政府機關的模式套，顯然這是養懶漢的做法。所以我深深感到，企業的分配製度改革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就在最近幾年，我對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多勞多得’這八個字進行了反覆的研究。我發現舊的‘八級工資制’不能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而是按人頭分配，按工齡調資，按月份發錢，到生日吃麵，不能很好地體現職工勞動的吃苦程度、敬業精神、貢獻大小和實際效益，造成嚴重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局面。既然是按勞分配，就應是按照勞動的成果進行分配，即按勞動的能力和實際產出效益來多勞多得。既然是明確地寫上‘按勞’，我們為什麼還要將其固定化、模式化、絕對化？為什麼不能突破？”　。　想看書來

一篇傳世的論分配“檄文”（2）

會上，有一名記者向何大福發問：“請問何廠長，當前你認為有哪幾種觀念妨礙我們推行真正的按勞分配製度呢？”

何大福說：“貫徹‘按勞分配’，必須要破除五種觀念障礙。第一，必須要破除現行的工資政策就是按勞分配的思想觀念。‘八級工資制’是計劃經濟年代的產物。根本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必須要改革，必須要突破。第二，必須要破除中國幾十年一貫的分配上的習慣勢力。有些人認為不管這種分配製度好不好，反正幾十年都過來了，大家都習慣了，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