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物價的上漲影響了工薪階層的正常生活；流通領域的暴利現象打擊了生產領域的積極性；違法亂紀的猖狂混淆了廣大職工的是非觀念……這一切都反映到企業內部來。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幹部如何看、如何幹，確實是一個新課題。只有保持清醒頭腦，我們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在當前新形勢面前，我們廠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現象，有些人‘看到個體戶，想到萬元戶，實在憋不住，想辭職闖新路’，在廠裡工作搖搖晃晃，或者‘人在曹營心在漢’；有些人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就伸手要這樣要那樣；有些人對廠領導開始蠻橫無理，不服從指揮；有些人工作不負責任，整天東遊西逛，牢騷滿腹，這些現象對我廠都是不安定因素。”

“我們常說，全民單位能辦到的事我們也要辦到，鄉鎮企業能辦到的事，我們也要辦到。今後我們要添幾句話：經濟特區能辦到的事，我們都要辦到。為了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為了我們的前途，必要時，寧願超越現行法規也要幹，上級不批准也要幹，掉烏紗帽也要幹！誰要是不確立這樣的思維方法與立場觀點，誰就要成為我廠前進路上的阻力和絆腳石。試問：當我們的企業被別人擠垮了，被市場吃掉了，你再說你正確、偉大、老實、正規、正派又有什麼用呢？！”

說完，何大福在會上宣讀了他早已撰寫好的一份《　金箔廠各車間經濟責任承包辦法　》。這個“辦法”明確規定厂部與各車間做到“五分開”和“五統一”。

“五分開”，即財產分開、人員分開、經濟核算分開、產供銷分開、分配方案分開；

“五統一”，即隸屬關係統一、行政管理統一、銀行賬號統一、生活服務設施統一、國家規定的福利待遇標準統一。

此外，對厂部和各車間、部門的職權義務，以及厂部和各車間、部門之間的經濟關係，等等，都作了詳細的規定。

宣讀完畢以後，何大福說：“各單位對這個承包責任制組織認真討論一下，如果沒有意見了，召開職代會透過，立馬執行！”

“這下好了，終於放開了！”“‘五統一’、‘五分開’清清楚楚，咱們終於可以放開手腳幹了！”……參會的同志一個個面露喜色，紛紛熱烈地鼓起掌來。

望著臺下那熱烈的場面，何大福反而沉靜下來。他揮了揮手，大聲告誡道：“解放思想，絕不是胡思亂想；改革開放，絕不是使人上當。我們一定會讓搞改革的人不吃虧，但是大家也要牢記，改革承包絕不是自己多撈；放手放權，決不能乘機撈錢。我們每位幹部都要站高點，看遠點，決不能承包年把年，手上撈兩個錢，管他來年不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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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八級工資制”（1）

擴大企業自主權，最核心的是三個權，一是人事權，何大福已經鬥出了一片新天地；二是財權，何大福也已“未婚先孕”，在金箔廠全面幹了起來，至於今後是福是禍他也不管了；三是分配權，這個關還沒闖過。

工資獎金平均主義大鍋飯，在我國已經實行了幾十年。工人八級工資制；行政幹部一級至二十四級工資制，全國一個樣。勞動部對全國職工的工資一杆子管到底，各級組織和企業是無權在這個問題上“越雷池”一步的。

何大福在計劃經濟時代，擔任政工科長，正好負責人事勞資具體工作。他對計劃經濟時代的工資制度可以“倒背如流”。化工廠一千多名職工，每人什麼級別，拿多少級，他都“一口準”。十年浩劫，國家經濟困難，十多年不調資，在企業裡，爺爺、兒子、孫子拿同樣工資不稀奇；師傅是二級工，徒弟也是二級工，徒弟的徒弟還是二級工。1971年和1973年，國家曾經下過檔案，給企業調資，調資比例為2％，100人中調兩個。化工廠1000多人一共才調22人，鬧死了，打了好幾架。全廠職工學檔案一個月，醞釀一個月，評議一個月，再來組織研究，上級報批三個月，總共花了半年時間，最後22人升級，每人只加了八塊錢。調上資的人雖然笑了一陣子，但在企業卻越來越孤立，幹什麼事都有人嘲諷：“你多拿錢了，這活你去幹，這苦你去受！”由於“幹好幹壞一個樣”，企業的“大鍋飯，養懶漢”現象十分突出。改革開放好多年了，何大福早就下定決心要在工資獎金分配製度上來個重大改革。因為，金箔廠同樣存在著“乾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站的，站的不如圍著領導身邊轉的，圍著轉的不如搗蛋的”現象。

可是，當何大福將這個想法與劉恆先個別通氣的時候，卻遭到了劉恆的極力反對。劉恆代表的是金箔廠老一輩金箔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