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傳三四萬人皆非也。在兩三千的烏合之眾中，封出五位二十來歲的王爺（達胞那時可能還不足二十），來管治四方各國，豈非形同兒戲！但是我輩生長於傳統中國農村之中，看慣佛道二教的什麼設壇，什麼打醮等等，就知道沒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裝異服的道士和和尚，扛著招展的旌旗，什麼「十方大菩薩」、「十殿閻羅」等等，就知道這些狂熱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這一套。

不幸的是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滿清的氣數將盡，全國，尤其是廣西；在廣西，尤其是久經「土」、「客」械鬥磨練的「客家」農民，正蠢蠢欲動。經過洪楊這一有組織的狂熱的宗教活動，聚眾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來了。

只追不堵和拖死官軍

太平軍盤踞永安八個月之後，廣西官軍約一萬四千人在北京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軍團團圍住。面對數倍之敵，洪楊之眾便不得不突圍以自保了。據參加此次突圍的老長毛事後回憶，他們二三千人，置婦孺於全軍中段（客家婦女皆天足），青壯前後簇擁，一舉衝出重圍。既出重圍，他們前逃，清軍尾追，其情勢就變成我國曆史上所屢見不鮮的「流寇」了。

傳統流寇的作戰方式，多為裹脅農民，鑽隙流竄，飄忽如疾風暴雨；其鋒不可擋。攖其鋒者，無不粉身碎骨。因此官軍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們照例是以鄰為壑，只追不堵。堵則自取滅亡，有百害無一利；追則可以趁火打劫，隨地報功請賞，有百利無一弊。正面官軍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險要，或旁敲側擊，絕不正面堵截。在這一公式之下，則流寇一起，便滾起雪球，如入無人之境。尾追官軍也就養寇自重，呼嘯相從，絕不放鬆。好在中國太大，大家都可無限制的玩其走馬燈。所以黃巢、張獻忠等起義時，都有「拖死官軍」之名言；官軍亦樂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榮的不斷升遷就是個好例子。

三十年代中期「朱毛赤匪」自江西瑞金突圍長征時，追逃雙方所運用的，還是這一傳統公式。追的中央軍和逃的紅軍，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紅軍過境之處，指揮官軍堵剿的地方將領如湖南何鍵、廣東陳濟棠、廣西李白、雲南龍雲、四川劉湘、西北諸馬都只守不堵，赤匪過境而去，便皆大歡喜。

倒黴的是我們那位不失赤子之心的少帥張學良。他少不更事，奉命堵剿，便真的去直攖其鋒，既堵且剿。因而犯了兵家大忌，弄得丟盔卸甲，「得不到補充」而牢騷滿腹。少帥那時如已開始研究《明史》，讀一篇《張獻忠傳》，就不會吃那個大虧了。

我們歷史公式裡的「洪楊發賊」，永安突圍之後，無人敢堵。他們乃沿途裹脅（李秀成便是被裹脅者之一），直迫省會桂林。圍城一月不克，乃竄入全州，長驅入湘。湘人本好武，見新朝崛起，貧農礦工船伕會黨赴義如雲，一時聲威大振。

太平軍八月克郴州，九月迫長沙。圍城八十餘日不克，乃舍長沙，渡洞庭北上。十二月克漢陽；翌年（一八五三）一月乃攻克武昌。二月舍武昌、擄民船、挾眾七萬五千人（號稱五十萬），順流而下，克九江、安慶、蕪湖，然均不守；三月十九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軍佔領南京，改名天京凡十一年零三個月，乃形成太平天國在長江下游的割據之局。更在下游的鎮江、揚州則變成時得時失的外圍據點。

「小天堂」中不能自拔

洪楊自永安突圍至奠都天京為時尚不足一年；其行動之快、發展之速，不在七十年後國民黨北伐之下。然國民黨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據地」的兩廣，然後才誓師北伐的有計劃的政治擴張。洪楊北竄則是佔一城丟一城的流寇行為。所以國民黨於一九二七年奠都南京時已佔有半壁河山；而洪楊奠都南京時，只有南京、鎮江、揚州孤城三座而已。

洪楊如真是英雄人物，則應並此三城而舍之，傾巢北上。以他們那時的氣勢，要一鼓作氣打下北京是絕無問題的。因為此時北京已風聲鶴唳，貴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豐皇帝亦已準備遷都熱河，而太平義師，朝氣正盛，弱點未露。全國人民與各路英雄均仰望旌旄以解倒懸，神州正可傳檄而定。誰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個瓊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諳「世事」，而太平軍實際總指揮楊秀清，則是一隻狗熊。富貴對他來的太快了。四年前還只是一個赤貧的燒炭工，如今叱吒風雲，錦衣玉食，做了「東王九千歲」，一頭栽入六朝金粉裡去，他就不能自拔了。

對這群來自落後地區的貧下中農來說，那個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離開了。想想那「燕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