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桑塔格似乎是來自丹麥的黑女郎與黑王子兩者合一的混合體。她從不穿上簡簡單單的黑衣服，她不符合傳統的女性觀。同學們清楚，他們以前可從未碰到過像她這樣的女人。

一個女大學生看著桑塔格穿著筆挺的黑褲子，從身邊大步走過，不禁納悶，她是從哪裡搞來這套行頭還有這張臉的：“是從南美嗎？是從興都庫什山脈　嗎？”穿著她的美國式游擊隊服裝，還圍著厚厚的圍巾，她看上去很高很黑。她是哪國人？德國人？猶太人？

男人們則在考慮：能搞定她嗎？她是他們見過的最聰明伶俐的女人，她能像他們一樣喝酒喝不醉。桑塔格看起來獨往獨來，他們馬上就開始為她爭風吃醋了。不過，惟一引起她注意的是位名叫哈羅德·所羅門的研究生。他似乎是一個令人感到驚訝的選擇。所羅門喜愛孤獨，落落寡合，但他和桑塔格一樣，也研究哲學。

與其他人，桑塔格則保持一種讓人感到難受的距離。她聽得多，說得少，製造出一種“公然的懷疑主義”的氣氛。每個人都試圖給她留下印象，因為即使她一言不發，她在場也是那樣地警覺有力。誰都不想出醜。這個沉著的美國人說話做事從不毛裡毛糙、粗魯無禮，你抓不住她的小辮子。她的自控能力超強。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歲末年初交替的那個初冬，桑塔格邀請格羅斯曼去她的住處。格羅斯曼去了，她頗感榮幸，但又有點兒迷糊，因為自己當時年方二十，是個嶄露頭角的詩人，不是什麼哲學家。她發現她們倆很難談得起來，因為桑塔格有的書她大多沒有看過。桑塔格抱怨房子裡冷，說為了暖和，她衣服裡面總穿著睡衣；為了證明這一點，她撩開黑長褲的褲邊。格羅斯曼看得出，桑塔格對英國已經不抱什麼幻想，“英國傲慢的地方主義讓人感到悲哀，嚴重的性別歧視更是無處不在。”

坐在長沙發上，格羅斯曼此時此刻似乎察覺出一絲溫馨浪漫的味道，這時桑塔格把遠在美國的小大衛的一張照片拿出來給她看，這種感覺才嘎然而止。格羅斯曼回憶說，“震驚讓我思緒翻滾。當時，我想我是搞錯了，原以為她是同性戀。但是，以我當時的理解，不管怎麼說，一個母親不可能是同性戀——更別提我看見照片上這麼小的孩子時心中的不安了。”格羅斯曼猜想，桑塔格對大衛喜愛極了，很想他。至於丈夫，她隻字未提。照片裡沒他。

探索（2）

對認識她的英國人來說，桑塔格非常美國化，也非常迷人，箇中部分原因是她看上去那麼獨立。離開丈夫，去做自己的事情，這似乎是美國女人精華之所在，而在英國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對格羅斯曼來說，桑塔格從襯衫到裙子一身黑裝，行軍般大踏步前行，走在探索的道路上，“方向明確，腳步堅定，彷彿她對自己需要什麼早已心知肚明，然後便得到她之所需。”

不久，格羅斯曼便聽說桑塔格過了聖誕節就前往巴黎學習去了。她留下了一個真空。她的那幫英國朋友覺得受了奚落，當然，她這樣做並不表示輕蔑，她只是消失了。這一年春天，哈羅德·所羅門自殺。格羅斯曼認為，這件事似乎就如桑塔格離開後引起的震盪一樣——是其力量的最終證明。

格羅斯曼的朋友伊萊恩·斯卡里（《痛苦中的身體》的作者）問桑塔格是否介意自己被寫進格羅斯曼的小說。她對斯卡里講，不介意，相反，那讓她很開心。對記者佐薇·海勒，桑塔格將她在英國的短期逗留描述為有趣的插曲；在那裡，她“身穿寬鬆的外衣，腳踏腳踏車，四處閒逛”，遇到“有趣的年輕人”。她稱之為“使自己年輕的一種途徑”，“以前我從未允許自己這樣做——這是我第一次經歷的合適的學生生活，儘管我當時已結婚，而且還是個母親。事實上，在牛津的那一年＇實際只有四個月左右的時間＇意味著我婚姻的結束。”

到了巴黎，當然就意味著棲身《夜林》，這是“拙劣的嘉年華、一種人類動物園的巴黎。那些城裡的徘徊者希望成為他們急欲成為之人，卻不能如願”。桑塔格做著人們或許能猜中的事情：惡補法語，凝望城中輝煌的建築，追求感官刺激，逛書店。她在離巴黎大學不遠的雅各布街拉丁區找到一個房間住下；在這裡，她要繼續做她的倫理研究博士論文。都市化的巴黎大學比起平靜的、幾乎是鄉村的牛津大學來要適合她得多。嚴肅的巴黎學生吸引了她。這些學生住在破旅館裡，日常開支依靠家裡拮据的資助（當時還幾乎沒有國家獎學金）。他們不打工——“當招待、洗盤子有失尊嚴。”他們有大量的時間在咖啡館爭辯，在最簡單的事情上找到複雜性。那時候的思考路子是：“你說得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