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其他了不起的大評判家（如尼采和勞倫斯）共有的一個大缺點。與他們一樣，弗洛伊德將感性與智性割裂開來，致使人們長期以來堅持認為，愛思考的女人不那麼有女人味，而有著男性的頭腦。

裡夫骨子裡是個保守主義者。在《弗洛伊德》第一版“鳴謝”部分，他將桑塔格置於傳統女性地位，向她致謝，在她的名字後加上她說她本人從未用過的夫姓：“我妻子——蘇珊·裡夫——為本書做出了毫無保留的奉獻……”多年後，在《老爺雜誌》上，他寫道：

我是個傳統的男人。我認為結婚就要生子，婚姻意味著建立一個傳統的家庭。我就是無法適應她要的那種家庭生活。你知道，有家庭，也有反家庭，我想，我們的家庭屬於後者。

儘管對弗洛伊德表現出種種懷疑，但是，裡夫對他抱有一種相當美妙、甚至崇敬的印象。他為作為男人和思想家的弗洛伊德而辯護：“弗洛伊德需要一個標準的猶太婚姻，在這一婚姻中，妻子是一個標準的猶太家庭的王后和管家。從這一傳統的橋頭堡，理論家弗洛伊德向整個*的家庭帝國發起進攻，但最終沒有去冒最大的風險，把自己與忠實地實施家庭帝國的信條相隔離。”為了顛覆傳統，弗洛伊德非得固守在傳統之中嗎？毫無疑問，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讓人瞭解得更多的是裡夫，而非弗洛伊德。

桑塔格希望在自己想打點行裝、準備動身的時候，就能如願（一如米爾德麗德·桑塔格的作風）。她希望把大衛隨時託付給羅絲，或者菲利普，要不就是他的家人——就像她兒時被託那樣：

我真的想過我要有幾種不同的生活，但有一個丈夫卻要過幾種生活真是談何容易——至少有著我那種緊張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婚姻是這樣；我們倆整天在一起。要知道，你無法一天二十四小時和某個人在一起，年復一年，從不分離，然後，如果你願意，還想同時有自由，去發展、去改變、去飛香港……這是不負責任的。因此，我才講在人生的某個階段，你得在生活與事業之間作出抉擇。

桑塔格說這番話的時候，也許是想到了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的著名詩行：作家需要作出抉擇/在美好的生活與成功的事業之間。

桑塔格對自己的婚姻並不感到後悔，但是婚姻僅僅是她生活的模式之一。她發現婚姻過於束縛人了：“我十分幸運，年紀輕輕就結婚生子。我結婚生子了，現在不用再做這些事情。”她曾對採訪者講，婚姻期間，她一直忠實於裡夫。坎布里奇謠傳裡夫未能在性生活方面滿足桑塔格。桑塔格一個機敏的同學說那是“一樁複雜的婚姻”。

一九五七年，二十四歲的蘇珊·桑塔格獲哈佛大學哲學碩士學位。在保羅·蒂利克的力薦下，桑塔格獲得美國大學婦女協會的獎學金，得以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學年呆在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為撰寫以《倫理的形而上學推測》為題的博士論文做準備。菲利普·裡夫則獲得同一學年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階研究中心的資助。大衛將由菲利普家人照看。

兩人均未提離婚的事。這甚至都算不上是試分居。裡夫和桑塔格似乎不允許自己有他們的婚姻就要走到盡頭的想法。如同桑塔格的短篇小說《寶貝》（“Baby”）中的夫婦一樣，合，緣於強烈的情感；分，亦因為這份強烈的情感。小說中，夫妻雙方同意：“人們時不時得分開一陣兒，這樣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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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1）

（一九五七　——　一九五八）

在牛津大學，桑塔格師從哲學家A·J·　艾爾 和作家艾麗斯·默多克　。桑塔格準備就價值與倫理為選題撰寫博士論文，但很快，有一點變得非常清楚，即她對該課題沒什麼興趣。無論是教學，還是英國的氛圍，對她都沒有持久的影響。當時，牛津大學最出名的是它對分析語言哲學所作出的貢獻。但是，對於一個研究包括法國文學在內的歐陸文學的學生來講，牛津顯得是再陌生不過了。

五十年代末，女性剛剛開始攻破男性獨佔領域的一個個堡壘。像桑塔格和西爾維婭·普拉斯這樣的美國女子到了英國學者當中，發現等著她們的是蔑視，或者居高臨下的好奇。一個高智商的女性受到的忠告是：“重要的是像男人一樣思考。”

在這樣一種令人感到窒息的男性氛圍裡，桑塔格是一個傑出的外來戶。她在同學朱迪絲·格羅斯曼的小說《她自己的條件》（一九八八）中露過面；“一個高挑、苗條、雙性同體式的人物，一襲黑衣，一頭黑髮，橄欖色面板，還有一張傳統意義上俊俏的臉蛋兒。”對格羅斯曼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