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A殺手球員可以提高命中率（這表明水平有明顯提高）或者命中率不變，增加投球次數（這表明技術水平沒有提高，只不過嘗試基數加大而已）。於是，我們分別計算了殺手球員的命中率和投球次數。事實表明，殺手球員的命中率並沒有提高，他們只是頻繁地增加了投球次數。他們最後5分鐘的實戰命中百分比並沒有提高（就是說他們投籃的準確率沒有提高），而非殺手球員的命中率也沒有降低。

說到這一點，你可能認為比賽到了最後時段，殺手球員都被對方緊緊地死盯著，他們無法像人們預期得那樣更好地發揮。為了弄清是否真的如此，我們計算了對方防守隊員犯規和殺手球員的罰球次數。結果和上面說的一樣。殺手球員處在對方的嚴密防守之下，對方防守隊員犯規多，他們得到的罰球機會也多，他們罰球時無人阻擋，但命中率也沒有提高。當然了，殺手球員都是非常棒的球星，但是我們的分析結果與人們一般的共同信念相反，他們在球賽最後的關鍵時刻，並沒有異乎尋常的表現。

很明顯，NBA球員並不是銀行經理。NBA聯賽對球員的選拔比金融業要嚴格得多，能有資格進入職業籃球比賽的球員屈指可數，而專業銀行經理卻多如牛毛。正如我們看到的，相對於認知效能力的工作，體力工作中高額獎金更容易導致正面效應。這兩種能力NBA球員都需要，但打籃球對體力的要求大於對腦力的要求（起碼相對於銀行經理是這樣）。對銀行經理來說，他們的工作對體力要求相對較少，而對腦細胞的要求則很高，讓他們表現出“決勝”能力更加困難。還有，既然籃球運動員在壓力之下實際上沒有提高成績，讓銀行經理在巨大壓力下提高業績更是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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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壓力下的表現失常（1）

事實上，我們所有人在不同情況下，都為一些關係重大的事情奮發努力，甚至遭受失敗。回想一下你的統考成績，例如美國學術能力評估考試。你平日考試的成績與美國學術能力評估考試的分數有什麼不同？如果你和大多數人一樣，你平日考試的成績很可能更好一些—這說明你一心想考好反而成了壓力，你的分數因此更低。

對鉅額獎金的合理性質疑

在紐約皇宮酒店舉行的《美國銀行家》2004年度頒獎宴會上，一位美國國會議員公開質疑鉅額獎金是否合乎情理。馬薩諸塞州*黨眾議員巴尼·弗蘭克，當時是美國金融服務委員會*黨的資深成員（現在他是該委員會主席），他可不是那種請他吃飯，他就能言不由衷地奉承你的人。他一上來就開門見山地問道：“在座的有不少是開銀行的，你們的工資水平已經夠高了，為什麼還必須拿獎金才好好乾活？”會場上鴉雀無聲，沒人回答。於是他接著說：“本來就是分內的工作，難道我們必須再付錢給你們，你們才去幹嗎？這個道理我弄不明白。想想你們對普通工人是怎麼說的—你們是整個金融系統最重要的人物，身居高位，你們光拿工資還不夠，還必須有額外的獎勵才能做好工作。”

你可能已經猜到他講話以後會發生什麼，或者不發生也罷。第一，沒有人回答他的問題；第二，沒人為他起立鼓掌。歸根結底，獎金是投資人和股東的錢，這些昂貴的薪酬方案真正效果如何，人們還不是那麼清楚。

這一規律同樣適用於當眾講話。人們為發表演說作準備，多數人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私下排練時講得不錯，但一站到眾人面前，原先的計劃往往行不通。我們想打動別人，這個超強的激勵因素卻使我們的舌頭不聽使喚。言語恐懼症（glossophobia，害怕當眾演說）與蜘蛛恐懼症（arachnophobia），這兩個症狀英語單詞看上去差不多，給人造成的懼怕感也不相上下，這並不是巧合。

身為教授，我對這種形式的超強激勵有著切身體會。我剛開始學術生涯的時候，當眾講話簡直是一種折磨。我最初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給一些教過我的教授作報告，當時的我緊張得全身發抖，每次當我拿起鐳射桿指示投影器上圖表中的某一行內容，越緊張就越找不到，小游標在圖表上到處遊蕩。當然，這樣一來事情變得更糟，我乾脆丟下鐳射桿，湊合著講吓去。經過長時間的歷練，我的公眾演說能力有了提高，現在的我已經不再害怕當眾講話了。

儘管幾年來，我在公眾演說方面沒遇到什麼問題，最近卻在一個大型會議上當著我的很多同事—因為巨大的社會壓力—把我的發言搞得一團糟。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我和3位同事準備展示我們最近關於適應性進行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