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和自我決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斷、選擇，和根據不同的行動路線行動的能力。作為“自組織”，五四知識分子在運動中自己領導自己，自己管理自己；連這種*、開放的管理方式，也是由自己創造、爭取並且加以維護的。他們透過自治，把知識分子能量發揮到了最大限度。按照我們的一個經典的公式是：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完全的決定論；即便承認後者的反作用，它的獨立性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其實，觀念、計劃、世界觀和意識形態，其中即包含著現在可以進入交換過程的價值或整個價值體系，它們帶來許多新奇性因素。知識的發展，社會文化的發展，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從環境的支配中解脫出來。五四知識分子以其高度自治的有效性，為“觀念生態學”提供了一個範型。

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指出，中國的專制政府在專政和*兩個方面提供了經驗，有兩個傳統與此相關：一是士大夫傳統，一是農民傳統。從生產關係的意義上說，農民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其實是一副“對子”，是屬於土地的，野蠻的，暴力的，佔有的；由於長期的科舉制度，“學而優則仕”，士大夫只能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個依附階層而存在。這樣兩個傳統實際上是一個傳統。中國的工人階級人數稀少，構不成一個傳統。中國革命的勝利，正是遵循了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路線而取得的，這在歷史教科書上早有定論。五四知識分子則完全改道而行，它們憑藉城市市民階級的成長背景，以西方的現代科學觀念，反對和改變紳士階級—士大夫階級的儒學價值觀和方法方式而取得了傳統的突破。他們是一群破繭而出的自由的飛蛾，赴火的飛蛾。從此，知識分子傳統與農民傳統兩大傳統的對立局面才告真正形成。

正因為有了這樣異質性的意識和物質力量的出現，中國現代化的程序開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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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1）

五四期間訪問中國的杜威，對這塊急劇變動的古老的土地，以及生活和鬥爭於其上的知識界同行充滿了禮讚之情。1919年6月，他在給女兒的信中寫道：“一位曾對五十種學生報紙作過仔細研究的朋友說，這些報紙的第一個特點是有大量的問號，第二個特點是要求言論自由，以便能夠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在一個信仰既定權威的教條，又是使人感覺滿足的國家裡，這種提出疑問的熱潮，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然而，這個時代沒有到來。

啟蒙思想者們面對的社會太黑暗，太*，太貧困落後了，他們要著手解決的問題實在太多。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實問題—而不是觀念問題—變得愈來愈突出。但是，由西方觀念所喚醒的國民，首先是知識者自身，對變革的期待已經變得十分急迫。這是一種普遍的時代急躁症。這時，蘇俄政府決定放棄在華租界的訊息不斷傳來，使亢奮的知識者看到了新的方向。在啟蒙運動中，各種派別無論如何宣揚個人的價值，同時也都強調個人對社會的責任；而且，作為一個思想革命運動，原來便帶有雙重的社會實踐的傾向，於是以五四愛國事件作為轉機，文化激進主義開始演變為社會激進主義。這時，知識者更加註重西方—蘇俄社會主義學說的介紹和吸收。由於蘇俄對西方持嚴厲的批判態度，加上國民黨和新成立的共產黨的共同的意識形態宣傳，知識界開始一邊倒，堅持維持其在華特權政策的西方國家的價值觀念、社會改造的方案和經驗，逐漸失去市場。思想這東西，原本處在一種開放的、自由競爭的、多元互補的狀態，後來也就隨著黨派鬥爭的進行，而趨向於偏勝和封閉，成為二元以至一元的了。一直潛在著的民族主義迅速上升，與社會主義—列寧主義結合在一起，代替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成為1920年代的思想主潮。

五四運動時知識社會—市民社會是漩渦的中心，其他各個階級和階層的震盪，不過是同心波而已。及至五卅運動以後，工農運動蓬勃地發展起來。這時，全國的政治重心發生位移，國共宣告合作，南方成了革命的策源地。當學生運動的火焰剛剛點燃，政黨只是配角，等到蔓延開去以後，便與學生組織建立各種聯絡，爭取吸收學生入黨。隨著政府的*，左右派別的衝突，大眾鬥爭的規模化，學生的政治興趣大大增強，積極參與政黨的組織工作。許多有名的知識分子，無論何種派別，也都在國民革命軍的炮聲中紛紛南下，向政治勢力靠攏。＇1＇走俄國式道路，這本身就意味著暴力革命、集權主義，意味著新生的脆弱的知識分子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