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為根深蒂固的農民傳統所吞併，從而喪失獨立的地位。

蘇俄著名的流亡學者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思想》中寫道：“在我們這裡，革命是精神文化的危機和精神文化的壓迫。”又說：“社會革命者是文化上的反動派。”革命與文化是否真的如此勢不兩立？革命是否必然導致精神文化的毀滅？這是一個帶普遍性的公理呢，還是僅僅因為這位流亡者為革命所拋棄—或者說革命為他所拋棄—時發出的囈語？

但是，無論如何，新文化啟蒙運動被迫中斷是一個事實；並因此造成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損傷和萎頓，也是一個事實。對此，胡適後來作了這樣的總結：“從我們所說的‘中國文化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次由北京學生所發動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援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次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大陸學者李澤厚也曾有過一個後來變得很流行的說法，就是“救亡壓倒啟蒙”。作為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