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個人的自大”而不要“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就是因為這“實人生”。他問“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問“娜拉走後怎樣”，也都因為這“實人生”。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話說：“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其實，他一生的著述，都在重複著這段話。對於他，以及他的同時代人，重要的惟是“實人生”。

在運動的盛期，胡適打從旁門踱進研究室，“整理國故”去了。這是一支不和諧的插曲。為此，頗為革命派所詬病，認為是對中國青年的誤導，轉移了學習當代科學的注意力。對胡適來說，卻並不認為有違運動的精神。他把“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評判態度引入國故研究，提倡疑古主義；企圖在中國文化史上搞出個具體而微的哥白尼革命。除了撰寫像《中國哲學史大綱》這樣自稱為“開風氣的作品”以外，他還研究《紅樓夢》和其他古典小說，研究神會和尚，改寫禪宗史，校勘整理相關典籍，為其恢復名譽，把它們提高到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的地位。的確，其中是包含了運用西方現代科學的觀念和方法的嘗試在內的。這樣具有開拓性的學術事件，當大有益於混沌荒蕪的中國學術界。但是，學術實踐畢竟不能算作完整的社會實踐。至於它在整個社會改造中間佔據著怎樣的位置？知識分子應當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社會革命？其“專業性”和“業餘性”的關係到底如何？胡適遭逢的革命—學術的兩難境遇，為後來的知識者留下了一個有意味的話題。不過，胡適本人對此是有過反思的。他認為其中有“教條主義”的危險傾向，後來還告誡青年說：“這條故紙路是死路。”綜其一生，無論為著作家，為教育家，為政府官員，都無法擺脫人生的意義的糾纏，因為這是同他所曾經參與領導的運動連在一起的。

五四：知識分子的自治運動（8）

對於五四運動，胡適多次強調，對發現的意義，認為“與歐洲的文藝復興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總結道：“首先，它是一場自覺的，提倡用民眾使用的活的語言創作的新文學取代用舊語言創作的古文學的運動。其次，它是一場自覺地把個人從傳統力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運動。它是一場理性對傳統，自由對權威，張揚生命和人的價值對壓制生命和人的價值的運動。最後，很奇怪，這場運動是由既瞭解他們自己的文化遺產，又力圖用新的批判與探索的現代歷史方法論去研究他們的文化遺產的人領導的。在這個意義上，它又是一場人文主義的運動。在所有這些方面，這場肇始於1915年，有時亦被稱為‘新文化運動’，‘新思想運動’，‘新潮’的新運動，都引起了中國青年一代的共鳴，被看成是預示著並表明了一個古老民族和一個古老文明的新生的運動。”

五四的最大成就，就是造就了大批新人：現代知識分子。

在一個處於生死轉換途中的大時代裡，每一個為之奮鬥的人都是英雄。這批向二十世紀走來的使徒，內心無不充滿一種道義感，一種近於神授的不滿情緒，理性而激情，懷疑又自信；它們譴責所有的教義，褻瀆所有的神聖之物，反對宿命論。置身於社會的潮流之中，感受到世俗的一切苦痛，卻不甘沉淪；它們相信進化，為進化所推動，又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勇於進取，敢於犧牲；大膽幻想，富於遠見，既屬於時代又超越時代，是那種面對一片荒野卻看到了一座樂園的人。它們是*者，社會的反對派，叛逆者，偶像破壞者。他們走在社會變革的前面，以思想激進和天生好鬥的個性，而常常被人們當作無事生非的肇事者，冒險家，譫妄者，精神失常的人。正是這樣一批以“新青年”自命的人，具有自由天性的人，徹底拋棄了奴性的人，如此完美地體現了一種沉埋已久的民族精神氣質。春秋的百家爭鳴，盛大的漢唐氣象，都曾經為這種精神氣質所涵養。“五四精神”是什麼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解放的精神，創造的精神。

知識分子憑藉著這種精神，使自己成為一股真正的自治力量而發揮作用，對歷史發展的程序施以決定性的影響。蔡元培明確主張大學“自治”，認為“教育超乎政治之上，不受政治控制”。他提倡教職員治校，學生和教師之間保持個人關係，教授可以私人資格發表政治主張。在知識界，人人各行其是，自己組織社團，自己創辦報刊；產生意見上的分歧，也都沒有統一的標準，用魯迅的話來說，仍然是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所謂“自治”，意味著人類自覺思考、自我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