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者往往是空談家，饒舌者；他們獲得知識，只是作為一種專業技術，或是作為通常的有文化的標誌，而不是為了社會和人生的應用。五四一代不同，他們是理想主義者，周作人說北大學風“迂闊”，“明其道不計其功”，指的就是對理想價值的追求。但是，他們卻並不作啟示錄式的佈道；他們對知識、科學和各種思想的渴望，全出於變革的熱情的驅遣。在本質上說，他們是實踐家，是蒙田形容宗教改革說的那樣，是把“超天思想和入地行為”結合到一起的人們。在五四初期，最流行的是功利主義的、實用主義的原則。陳獨秀分析東西方文化時指出，東方注重形式，西方注重實際，因此積極提倡採用實用主義作為中國的教育原則。許多著名的知識者，如高一涵等也宣傳功利主義，錢玄同則公開宣佈說：“我始終是一個功利主義者。”五四期間，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和教育家杜威來華，在知識分子群中，進一步擴大了人文主義—實用主義的影響。盧梭的人*權理論，尼采、易卜生的個人主義，俄國的民粹主義—人道主義，英國的功利主義和美國的實用主義的融合，共同構成了新的價值原則，猶如初露的朝暾，照亮了廣大青年知識者腳下伸展的茫茫前路。

陳獨秀認為五四特有的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動；二、犧牲精神。關於直接行動，他的解釋是“人民對於社會國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動，加以制裁，不訴諸法律，不利用特殊勢力，不依賴代表”。看得出來，這裡有盧梭的思想和法國大革命的“直接*”的影響。首創“五四運動”一詞的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對五四精神的總結也提到犧牲精神，其具體描述為“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鬥”。魯迅是社會革命實踐的積極鼓吹者，在《燈下漫筆》一文中，曾這樣兩次提到“青年的使命”，其一說：“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再是說：“掃蕩這個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世紀末的學者鄙夷世紀初的戰士，說是隻有破壞沒有建設，其實，自從發出反叛的第一聲戰叫，他們就在一面前進，一面開拓和創造。這些先行者，他們始終以宏放的眼光注視著未來；但無論新夢如何輝煌，都不會離開時代問題，停止當下的戰鬥。要掃蕩的舊物太龐大太沉重了。然而，即便在那般惡劣的環境，大批的青年知識者，依然懷著奔赴的熱情，創造他們的新生活。他們組織工讀互助團，廣泛開展大眾教育計劃，比如組織講演、講座，散發自行印製的材料和普及雜誌，為工人和窮人的孩子開辦夜校，創辦免費普及學校等等，在全國掀起一場社會組織和社會服務的活動的熱潮。北大有一個名為“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團體，創辦於1919年，在艱困動盪中竟然堅持到了1922年。為了社會改造，他們是怎樣耗費著青春的生命！王爾德說：“不包括烏托邦在內的世界地圖，是不值得一瞥的。”我們不妨把他們稱為烏托邦主義者，難道你會覺得這是一個帶貶義的語詞嗎？何況，他們還不僅僅是烏托邦主義者！現在的犬儒，居然有勇氣譏笑五四是一個沒有建設的時代，—世界上有什麼創造比精神的創造更富有價值呢？有什麼建設比人格的建設更為重要呢？

五四：知識分子的自治運動（7）

周作人為新文學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人的文學”。許多作家，包括魯迅在內，也都如此概括自己的寫作基調：“為人生”。這是普通人的人生，既屬於大眾，也屬於個人。五四關於個性解放的宣傳，同“*”和“科學”一樣，在中國歷史上帶有革命的意義。此前，中國人什麼時候曾經爭得獨立的人格？雖然不能說五四時人們已經擁有了個人的權利、價值和尊嚴，但是，至少先覺的知識者，已經能夠使自己從權力的陰影和群體的包圍中脫離出來，而有了自己的選擇了。胡風把五四精神引申為“平凡的戰鬥主義”，“平凡”就是人生的，實際的，經驗的；正如他所說，這裡有著一種“對於社會現象的認真的凝視”。五四的人文主義，首先是集問題的焦點於現代人的生存，以此出發，作為對西方理念、傳統文化、社會問題和學術問題的評判的基點。在對“國粹家”的批判中，魯迅寫道：“問題不是我們能否儲存國粹，而是國粹能否儲存我們。”的確，“儲存我們”是第一義。所以，在《京報副刊》徵求“青年必讀書”的書目時，魯迅的答覆是“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等於交了“白卷”。他附帶說明了理由：“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他要的就是這“實人生”。他說不要“鳥導師”，要“韌”，要“有一分熱，發一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