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的共同責難；但是，中國的啟蒙者還多出一個罪名，就是“非中國化”。在講究忠孝的人們看來，這是大逆不道的。對於文化，從來存在兩種不同的認識態度：一種是受進化史觀的影響，側重於歷時性的文化變遷，因此承認文化有先後優劣之分；另一種是相對主義的，共時性的，重在不同文化型別的區別。站在變革的立場上，大抵取前一種態度。“全盤西化”，就是承認西方文化從觀念到制度的先進性。艾森斯塔德在其著作中這樣描述現代化的軌跡：“現代化是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向現代型別變遷的過程。它從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形成於西歐和北美，而後擴及其他歐洲國家，並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傳入南美、亞洲和非洲大陸。”西方是現代化的起點，原點；所謂“西化”，就是現代化。這是一個事實。波普說：“我相信，儘管有我們可以十分正當地挑剔的一切缺點，西方文明卻是整個人類歷史中我們所曾知道的所有文明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義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為它具有最大的改進能力。”這也是事實。“全盤西化”所以不同於“文化殖民”，是因為後者的主體是“文化帝國主義”，它是帶侵略性的，支配的，控制的；對於殖民國家來說，相反則是被動的，被支配和被控制的。在五四人物那裡，西方的東西都是“拿來”的，而不是被迫接受別人硬塞進來的東西，如清廷的統治者對待英國的鴉片和炮彈一樣。在這裡，侵略與非侵略帶有劃界的意義，決定了政治—文化革新運動的性質。其實，“西化”之西，也只能是部分之西。譬如政制，是英式的立憲，還是美式的共和？譬如主義，是自由主義，抑或社會主義？即以社會主義論，是歐文們的空想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還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因此，在“西化”過程中，也就勢必要在眾多的，其中包括互相牴牾的思想學說和文化制度中進行分析、研究和選擇。這個選擇的過程，也就是“化西”的過程。由於不同民族的諸多因素的作用，在文化移植的過程中，必然產生變異。所謂“南橘北枳”，這在生物界是一個公理，文化變遷亦然。批判即選擇，它是隱含在變異之內的。這樣，說到底還是“中體西用”。問題是保守主義者打出“中體西用”的口號而又要反對“全盤西化”，實質上是拒絕充分“用西”，以保持原來的一成不變的“中體”。恰恰相反，“全盤西化”論者的目的，則是要改變這“中體”。在這裡，弄清楚理想、手段和事實的關係是重要的。因為正是要變革文化主體，“全盤西化”才作為對抗傳統文化霸權的口號被提了出來。由於“西化”是一個選擇過程，因此“全盤”根本不可能實現；但所以仍然要堅持“全盤西化”者，要而言之，乃是一種態度而已。

自然與人類社會本身帶有互相制衡的性質，也即折中的性質。但是，當事物之間出現衝突時，這種不平衡現象，往往不能以“中庸”之道克服之。相反，不是加強弱勢以對抗強勢，便是削減強勢以緩衝弱勢，才能維持固有的均衡。但是，強勢者是少有自弱的，迫不得已時，則採取“維持正規化”策略，於是激進主義的實行也就變得勢不可免。“全盤西化”，作為事實的無效性和作為口號的必要性就在這裡。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價值領域中的諸神鬥爭（8）

恩格斯說：“無論什麼地方，從印度起到俄國止，凡是古代村社習俗還儲存的地方，這種習俗便做了數千年來最橫暴的東方專制政體的基礎。”但是，當中國帝王仍然封閉自己，把改革侷限在天文歷算和器物製造上面時，俄國彼得大帝已在強制推行全面的向西歐學習的政策。俄國在十八世紀有一個積極鼓吹西歐*共和制度的啟蒙知識分子群，而且，這種啟蒙工作一直未曾中斷。恰達耶夫—別爾嘉耶夫說俄國知識分子傳統從他這裡開始—猛烈抨擊一種無所不在的“愛國主義”，他指出，正是那種“愛國主義將國家引到了毀滅的邊緣”。他所以高度評價彼得大帝，也就因為他首先教導俄國人不要偏袒自己，不要死憋在自己的歷史中。他讚揚道：“正是他，使我們擺脫了所有這些歷史的殘餘，這些殘餘充斥著歷史社會的生活，阻礙了社會的運動；他用人們中間存在著的那些偉大、壯麗的思想開啟了我們的智慧；他把我們完全轉交給了西方，一如時代將他轉交給了西方一樣，並將西方所有的歷史交給我們作為歷史，將西方所有的未來交給我們作了未來。……彼得大帝在自己家中找到的，僅僅是一張白紙，他用他那只有力的手在那張白紙上寫下了兩個詞：歐洲和西方；從那時起，我們便屬於歐洲和西方了。”俄國的*主義者都是堅定的西歐派人物。普列漢諾夫說：*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