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部設漢口，先後還在長沙、廣州、成都、重慶、西安、香港等地設立分會，活動經費每月5萬元，由軍需署支付。“藝文研究會”是低調俱樂部發展後的公開組織，也是由汪派控制的宣傳喉舌與行動機構。武漢淪陷後，總部遷重慶，繼續活動。由“低調俱樂部”與“藝文研究會”的活動，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妥協投降派集團勢力。

同年初，汪派成員，擔任外文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的董道寧與“滿鐵”駐南京事務所主任西義顯拉上了關係，商量促成中日“和平”。在西義顯安排下，董道寧與“滿鐵”總裁松岡洋右見面。隨後，又以漢口政府第三勢力代表人士身份，先後與日軍參謀部謀略科長影佐禎昭、中國班長今井武夫、參謀次長多田駿等人進行了會談。3月，汪派干將高宗武又由周佛海安排以特派員身份，到香港和上海活動。在上海見到了董道寧，二人一起南下香港，同西義顯、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人進行會談。高宗武向日方介紹了“低調俱樂部”活動情況，說對日“和平派”將“逐漸佔有勢力”。經過商談決定將影佐致張群、何應欽信件不直接交張群和何應欽，而由周佛海交蔣介石和汪精衛。4月16日，高宗武再到香港見西義顯，傳達蔣介石的意向：東北四省、內蒙“可留待他日協議”。而河北、察哈爾“須絕對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領土主權之確立與行政完整，日本須予尊重”。＇〔日〕西義顯：《悲劇的證人一日中和平工作秘書》，文獻社，1962年版，第135～136頁。＇

以上述條件為基礎，可以先停戰進行交涉。但此時，日軍正進行了徐州會戰，對停戰未表示意向，徐州會戰後，日本內閣改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加強了對華外交攻勢。高宗武於6月14日再到香港，表示汪精衛等第三勢力願意作為中介促成“和談”。7月5日高宗武到日本，在影佐安排下會見陸相板垣徵四郎、參謀次長多田駿，重申上述觀點，希望開展“和平運動”。高宗武、董道寧的對日勾結，是汪集團投日的第一個步驟。

7月12日，日本五相會議制定《適應時局之對中國謀略》，以“為使敵人喪失抗戰能力，並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使蔣介石垮臺”為方針，要“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國現中央政府和實力派，使在敵人中間建立反蔣、反共、反戰的政府。”＇《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下，原書房，1969年版，第389～390頁＇。

幾天後又制定《從內部指導中國政府的大綱》，再度確認反蔣、反共、對佔領區實行“分治合作”等原則。隨著汪派的對日活動，日本將誘降目標轉移到以汪精衛為重點，同時還包括唐紹儀、吳佩孚等人身上。而汪精衛、周佛海等透過對日活動，取得了聯絡與共識，也積極籌劃正式投日。

10月，日軍攻佔了武漢、廣州等地，未能達到迫使中國政府屈服的戰略目標，遂加強了政治誘降活動。同期，土肥原等人策劃拉攏吳佩孚的計劃為吳拒絕，而準備投日的唐紹儀被國民黨軍統局殺死，日本的誘降目標完全集中在汪精衛身上。在廣州失守的當天，汪發表對路透社記者的談話：“如日方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討論之基礎。否則無調停餘地。一切視日方所提出之條件而定”。＇《申報》1938年10月22日。＇

11月3日，近衛發表對華政策宣告，修改了第一次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提法，同汪的宣告相呼應而稱：“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下，原書房，1969年版，第401頁。＇　實質是公開鼓動汪派加緊投日，近衛宣告立即得到汪派響應。7日，汪精衛、周佛海委託梅思平與高宗武作為全權代表，同日方會談。地址選在上海虹口的“重光堂”。

12日至14日晚，梅、高二人與今井武夫、伊藤芳男會談達成初步協議。基本內容是討論雙方各自的和平條件，並安排汪等出逃投日的行動計劃。

關於汪等投日計劃安排是：汪精衛等人接日本政府所確定的“和平條件”之後，則設法去昆明，公佈日華和平解決條件並由汪發表宣告同蔣介石斷絕關係，乘飛機去河內，再轉香港，與日方配合發表收拾時局宣告。在上述行動完成後，配合雲南及四川地方軍將領在西南地區建立新政府，併發布日華合作政策，推進和平運動。＇《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304～308頁。＇

達成初步協議之後，今井武夫急速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