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晨，蕭振瀛赴天津，向土肥原和多田駿通報這一方案，徵得了日本同意。8日，何應欽在電請國民黨中央照準後，即召集陳儀、熊式輝、蕭振瀛等會商冀察政務委員會的組織。

日本肆無忌憚地分裂華北和國民黨政府的一再妥協退讓，遭到全中國人民的反對。

1935年8月1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著名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中指出：“最近以來，漢奸賣國賊等在‘中日親善’、“中日合作，和‘大亞細亞’等口號之下所作的降日賣國之露骨無恥行為，簡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聞！”“同胞們起來！為祖國主命而戰！為民族生存而戰！為國家獨立而戰！為領土完整而戰！為人權自由而戰！”＇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488頁。＇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中國宣言》，呼籲全中國的民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吞併華北吞併全中國。”＇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567頁。＇

北平、天津、上海各大城市和河北省各地群眾團體、愛國學生紛紛發表宣言、通電，反對“假自治之名，行叛國之實”。北平教育界以聯署的方式發表宣告，反對“自治”，“要求政府用全國力量，維持國家的領土及行政的完整”。＇《國聞週報》卷12第47期，1935年12月2日。＇

冀東的昌平、香河、玉田、三河、順義、寧河、平谷、樂亭、臨榆、撫寧、盧龍等11縣的縣長也相繼發表宣告，決不附逆。冀東旅平同鄉會通電全國，要求政府“查抄殷逆浙江省永嘉縣原藉家產，一面坐以重罪，以為媚人叛國者戒。”＇《中央日報》1935年12月10日。＇

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激怒了廣大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北平爆發了“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運動持續到12月16日，原訂12月16日舉行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大會，只好延至12月18日舉行。其大會開得十分短小，據報道，“晨起，外交部街及東單牌樓一帶，加緊戒備，軍警林立，……開會時間，事前井未發表，開會時，僅到有少數來賓，及該會職員與新聞記者等30餘人”，開會僅20餘分鐘就宣佈散會。＇《國聞週報》卷12第50期，1935年12月23日。＇

冀察政務委員會是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政策的產物，是一個在名義上主權還屬於中國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委員會的委員中間，有相當一部分是日方授意或徵得了日方認可的親日分子，如王克敏、王揖唐、高凌霞、李廷玉、賈德耀、冷家驥等，他們中有的還是漢奸分子。委員會下設經濟、外交、交通等“特種委員會”，多為親日分子所把持，並設有日本人顧問。委員會在行政上與南京政府保留半獨立關係，而經濟上，南京政府的關稅、鹽稅、統稅和鐵路收入等完全被截留，與日本保持“特殊關係”，透過日本所設“興中公司”等殖民機構實行“經濟提攜”，滿足日本對華北各種資源的需求。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日本於1936年1月制定第一次《處理華北綱要》，要求將自治的範圍擴大到華北五省，並在冀察政務委員會“大體上可以信任的時候”，讓宋與殷汝耕“合流”，＇〔日〕《現代史資料》8，美鈴書房，第349頁。＇　儘快實行完全的“自治”。日軍參謀部也認為，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在明朗化方面總是進了一步”，它將“成為華北五省政治上脫離南京政府而獨立的階梯。”＇〔日〕《現代史資料》8·美鈴書房。第128、133頁。＇

然而，在全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的壓力下，宋哲元對日態度也日益明確。

1936年5月，他提出要“力保主權”的口號，釋放被抓捕的愛國學生，在各學校開展軍訓，在軍隊進行愛國抗日宣傳，在委員會同南京政府的大政關係方面，儘量執行南京政府指令。

1937年2月，宋甚至不顧日本的反對，派秦德純代表他參加南京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公開宣佈“冀察外交今後將嚴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傳記文學》第23卷第1期，第8頁。＇　連經濟領域過去對日最為妥協的狀況，也開始改變，宋遵照南京政府意旨，停止了津石鐵路、塘沽建港等專案的對日談判，中止或改變了龍煙鐵礦等專案的籌建上馬。在土地管理等方面，亦抵制了日本的貪得無厭的要求。這些在一定程度上挫敗了日軍吞併華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