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用八年全部積蓄和自己的愛人完成了婚禮，這時，這個上海新家庭的銀行存摺上僅剩450元。但小青工並沒有就此罷休，他又用400元為自己的愛人購買了一條24K的金項鍊，他的理論是，他們的新家庭可以沒有任何存款，但不能讓別人認為趕不上這一輪的時尚之潮。

1983年1月18日，一切對經濟活動有著特別敏感的人們重新看見了股票。2年以後，1985年1月，延中公司向社會發行了上海第一個股票，在絕大部分男女混然不覺的時候，極小部分的男女走上了城市有產階級的道路，這時，一些叫作“萬元戶”的男女，儘管社會身份曖昧不清，但他們在市民社會中昂昂然地登堂入室，被上海大小市民如同偶像一樣地加以崇拜：對這些上海市民來說，還有什麼比金錢更令人迷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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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我在第一章所說，在開始城市慾望、消費、時尚這部偉大的歷史敘述之前，我們是不可或缺這個歷史時期的深背景，沒有一個時代提供的基本平臺，就沒有這個時代的基本慾望，也沒有這個時代基本消費和基本時尚。

當1980年茶葉蛋的濃香正飄逸在上海還不燈火通明的大街小巷時，對《參考訊息》特別鍾情的上海男女在這之前便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中美這兩個曾在三十八度緯線一帶進行殘酷較量的對手，終於暫時地擱置了各自頑強的意識形態夢想，走上了一條功利主義的康莊大道。1979年1月29日，在肯尼迪中心鄧小平觀看了美國藝術家約翰·丹佛的表演，丹佛唱了《鄉間大路，請帶我回家園》。當鄧小平回家時，在西雅圖的飛機上，丹佛送了他一百套的唱片。

中美建交對世界有著巨大的象徵意義，對中國人民或許有著更為巨大的現實意義：與魔鬼一般的美國也能修好並在同一星球共存，還有什麼東西不能重新打量、重新思考、重新判斷？

解凍的和風吹到了上海，一個叫楊炳榮的男子死後復生的離奇故事或許是對“解凍上海”的最有力說明。

楊炳榮原為上海市黃浦區服裝公司南方襯衫店的職工，1949年前在國民黨部隊中擔任過7個月的憲兵，1957年4月他已向有關部門作了說明。

“文化革命”開始後，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楊炳榮變得格外緊張、恐懼，而這種持久的心理壓力最終導致他在“文革”高潮階段的1968年4月18日出走上海。

同年6月，楊炳榮在南京被收容，旋即被上海原單位領回，並可以想見的被猛烈批鬥。

1968年7月29日，楊尋機再次出走，在杭州城再次被收容。鑑於上次教訓，楊對收容方謊稱自己叫曾鳴皋，原籍江蘇南通，於是他被遣送到了江蘇南通，安置在如東縣洋口農場。

自此以後，楊炳榮的單位、家人全都失去了他的訊息更不知他的下落。

轉眼十一個春秋過去了。在長久的等待中，楊炳榮的家人經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絕望，楊炳榮的單位也在1979年2月按照非正常死亡發給楊家屬喪葬費、撫卹金以及一次性補助費共1900元，楊的兒子由農村頂替楊炳榮進廠。

一切似乎都已結束。

唯有楊炳榮沒有放棄。我們可以設想他在上海之外二百公里之處懷著怎樣的一種思念心情，還能設想他怎樣渴望著回到上海，回到家中與親人團聚。

又是幾個春秋由指縫悄然流逝。當中國大地解凍的資訊蜿蜒曲折地傳遞到江蘇如東，楊炳榮一定被深深地觸動，在度過我們不知的多少個不眠之夜以後，懷著驚恐不安的心情，他於1982年9月下旬回到上海的家中。

那一刻距離他的出走已有整整一十七年。那一刻，絕對富有戲劇色彩也絕對充滿悲劇感覺。

呼吸在這一瞬間可以想像的停止，時間在這一片刻也可以想像的凝固，唯有痛楚、驚訝、不可思議以音樂的方式綿綿不絕地一路而去，還有著的便是心跳，地球一般地一路沉重地博動。

一個“死亡”了的上海男人，在十七年之後越過生死界線而重回人間，這種情狀對今天的“哈日”、“哈韓”以及“哈法族”沒有任何意義，但有必要說明，正是這個“死後重生”的人，在肉體和精神這雙重意義上，再生了今天所有的“哈日”、“哈韓”和“哈法族”。

死亡的楊柄榮重新復活（2）

在“中美建交”、“楊炳榮死後復生”這些過於凝重的事件之後，時代進入1980至1984這五年之間的文化界域。

比空氣還要透明的讓·雅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