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的社會意識層面擴充套件以及對中國傳統意識形態批判性繼承的問題。以儒學理論為核心的傳統意識形態不代表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但卻應是新的主導意識形態的文化底色和民族根基。這些問題雖然得到了關注，但尚不能說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與此相關，新的社會發展也對作為民族政治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的執政方式和能力提出了挑戰：中國共產黨必須不斷擴大和鞏固自己的執政基礎、改進自己的執政方式、提升自己的執政能力才能夠適應新形勢的要求。“*”重要思想的提出標誌著黨在此問題認識上的自覺，但政治核心地位的是否鞏固還需經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嚴峻考驗。

（三）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分化正對民族聚合力形成嚴重衝擊

市場經濟有造就“民族經濟”一體化的強大功能，也有分化社會、孕育矛盾的巨大作用。如今，市場經濟的這兩種作用都得到了充分發揮：一方面，中國社會的一體化程度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另一方面，國內的地區之間、城鄉之間、民族之間以及階層之間的發展差距、利益矛盾明晰地呈現出來了。現今的中國正處於發展的“黃金期”，同時也處於各種矛盾的“凸現期”、“高發期”，已被中國革命所消弭的社會分化和對立正以多種新的形態出現。利益分割和社會不公制造了社會對立、激化著社會矛盾，也嚴重地侵蝕著民族凝聚力。

（四）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也對民族凝聚力的增強形成掣肘

全球化是突破國界的物質流動、文化傳播和資源配置，而民族凝聚力的構建是基於國界的“民族建設”，前者體現的是“全球性”，後者則是一種“現代性”，二者的衝突是必然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加速推進是在同一個時段內，因此，在中華民族凝聚力隨國力增強而增強的同時，全球化也對這種增強形成著制約。這種制約包括不斷增加的國際規則和組織對國家權力的分解，分裂主義的內外滲透對國家統一和穩定的威脅，以西方文化為主的外來文化對我國傳統文化的侵蝕，也包括我們民族內部在外來影響面前愛國意識和民族精神的渙散。全球化是一種不可迴避的社會發展程序，它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掣肘和制約將是長期的。

綜觀上述，20世紀以來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是成功的，但尚不能說已經完結，它的缺失和存在的問題仍是需要我們長期應對的挑戰。

王希恩，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本文選自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大國策》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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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與合法性的“政績困局”（1）

經濟增長與合法性的“政績困局”

——兼論中國政治的合法性基礎

龍太江 王邦佐

合法性是政治統治必須注意解決的重要問題，特別是在法治背景下，合法性成為政治統治的核心問題。哈貝馬斯指出：“任何一種政治系統，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麼，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眾（對它所持有）的忠誠心。這也就是說，就無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員們緊緊地跟隨它前進。”在注重法治與*保障的現代社會，在公民權利意識大大覺醒的現代社會，合法性問題是維護政治統治與政治秩序必須高度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增強合法性的途徑有多種，努力實現經濟增長就是其中重要一種。然而，經濟增長與合法性鞏固之間並非簡單的直線遞增關係。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經濟增長與合法性之間的關係上都還有許多問題值得引起注意。

合法性是統治者必須解決的戰略性問題

“合法性”是政治學上的一個專門概念，作為一個從英文單詞legitimacy翻譯過來的外來詞，它和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或理解的合法性有所區別。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合法”是指合乎法律規定或法律原則；但政治學上的“合法性”這一概念所表達的主要不是合乎法律的問題，而是強調社會成員對政治統治的心理認同。關於合法性的定義《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是這樣來解釋的：“它是一種特性，這種特性不是來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來自於有關規範所判定的、‘下屬’據以（或多或少）給予積極支援的社會認可（或認可的可能性）和‘適當性’”；“任何一種人類社會的複雜形態都面臨一個合法性的問題，即該秩序是否和為什麼應該獲得其成員的忠誠的問題”。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李普塞特也有類似的定義：“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統使人們產生和堅持現存政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