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透過*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公有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儘管這種經濟一度有著超前和僵化的弊端，但卻透過“計劃”將中國社會的不同區域性有力地連通了起來，大大推進了中國的社會化程序。研究表明：新中國建立初期，伴隨著資源開發、新工業基地建設和墾荒移民等，中國的人口遷移十分活躍，平均遷移率在40％左右。1954年到1957年四年間，人口遷移總數約億，平均年遷移總人數為5　100多萬。東北、西北、華中、華北等工業基地的籌建或擴大都帶動了大批工人、科技人員及家屬從東部沿海向這些地區的流動。20世紀50年代甘肅省淨遷入萬人，年均遷入萬人；北京市1950~1957年淨遷入87萬多人，年均遷入萬人；而黑龍江1952~1958年由外省移入的墾荒人口為63　690戶，379　755人。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中國各地的一體化更加深入。地區之間、民族之間、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廣泛流動使得任何封閉都變得不可能。2005年的人口抽查資料顯示，當年年底中國的流動人口已達億。隨著全國範圍的人口大流動，各民族人口在地域上的分佈不斷擴充套件。2000年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擁有民族成分的平均值為個，佔56個民族的96�2％；全國擁有56個民族成分的省、市、自治區已達11個。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10）

這說明，中國民族格局中的“大雜居”狀態更為突出，“小聚居”狀態卻很難維持了；同時也說明，中國各地區各民族已被市場經濟愈來愈緊密地聯絡在一起了。世界範圍內迅速推進的“全球化”在國內則首先表現為“一體化”。這是中華民族傳統凝聚力向現代凝聚力轉化中的最根本的重構。

成就、缺失和問題的檢省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建立在兩個大的時代背景之上：一是中國社會的根本性改造，包括推翻帝國主義的外來壓迫和舊的社會制度，也包括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新的社會重建；二是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發軔於西方的現代民族理念的傳佈，依此國家與民族命運聯絡起來，中國人民在“中華民族”層次上自覺起來。正是有這兩個背景，中國的社會改造和中華民族的解放和振興便融為一體，中華民族凝聚力就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一種對應狀態了。

20世紀以來，中華民族凝聚力得到集中展現的歷史時段是：五四運動至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新中國建立至20世紀50年代中前期、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其中反映出的是：歷史愈往後發展，中華民族凝聚力包容的社會層面愈廣泛，具有的物質基礎愈雄厚，體現的民族利益愈一致，民族凝聚力的狀態愈強固。這是和這種凝聚力所賴以支撐的中國社會的進步相一致的，也說明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是成功的。能在如此大的國土，如此多的民族，如此複雜的社會構成，如此落後的經濟基礎，尤其是佔世界人口1/5的國家內建立起這樣一種凝聚力，不啻為民族國家建設史上最輝煌的成就。

然而，畢竟中華民族所處的國度太大、發展太不平衡、內外環境太複雜，這便決定了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始終是一個十分艱苦的過程，現有的凝聚力狀況也存在著諸多的問題和缺失，對此我們應有深刻的檢省和清醒的認識。

（一）國家統一尚未完成，民族分裂還是一種現實的威脅

臺灣問題原本為中國國內政治新舊演替的遺存，但由於外國勢力的干預和島內政治環境的改變，“*”勢力的發展已嚴重威脅到我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臺灣問題的存在，使臺灣與大陸政治上離心，文化和心理上隔閡，與中華民族整體漸行漸遠。這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肘腋之患。少數民族和漢族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而以“*”、“*”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義藉口少數民族“自決”和“獨立”向中華民族的統一性進行挑戰。他們得到了國際反華勢力的縱容和支援，在離散中華民族凝聚力方面同樣有著極大的危害。

（二）民族向心力中的民族認同、政治核心和主導意識形態認同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不和諧

毋庸諱言，由於“*”勢力“去中國化”的長期經營，臺灣民眾的中國意識或中華民族認同受到嚴重損害，而他們與基於“一國兩制”而回歸的港澳同胞的政治認同和意識形態認同也與大陸民眾有著較大的分歧。此外，*主義或社會主義雖已是大陸的主導意識形態，但它本身還存在一個從政治意識形態向更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