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什麼二氧化碳匯、排放量交易以及除三種主要溫室效應氣體之外的其它氣體問題。他們想真正減少實際的排放量，而不是弄虛作假。當時，副國務卿斯圖爾特·艾森施塔特是美國代表團團長。他明白，如果他帶著這樣的一份協議回到華盛頓，他非被絞死不可。到達京都前，他曾說過“我們想達成協議，但並非不惜一切代價。”其時副總統戈爾插話說，“我們隨時準備退出我們認為不起作用的協議。”然而，沒有起作用的卻是副總統的虛張聲勢。歐洲人拒絕讓步，一週後，會議似乎要以失敗而告終了。為了挽救這次會議和他那環保主義者的名聲，戈爾不顧一切地飛赴京都，向與會代表發表講話。更重要的是，他指示執拗的艾森施塔特要“表現得靈活一點”。結果達成了一種日本式的妥協。美國陣營的溫室效應氣體涉及範圍得到了認可，包括甲烷、一氧化二氮（笑氣）和三種替代含氯氟代烷烴的滷烴。二氧化碳匯這一條他們也拿到了，但定義和吸收的計算標準則留待日後再另行研究（細節部分往往都由下邊去幹）。不過排放量交易問題沒能透過。在最重要的目標和時間表問題上，協議規定，在2008至2012年之間，歐洲要在1990年的水平上將排放量減少8％，美國減少7％，日本減少6％。發展中國家無須承擔任何義務，但被邀請在自願的基礎上“參與進來”。一旦經佔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55％的至少55個國家簽署，議定書將立即生效。香檳酒塞終於按時開啟，疲憊的談判代表和大多數參與這項環保事業的人一起歡慶了協議的達成。然而，這還不足以使他們在海牙得到希望得到的東西。

海牙

京都的整個討論帶有一種超現實主義的性質。歐洲和美國可能是世界上最親密的盟友，但是卻為了排放量削減目標上15％的差異而相互攻擊。長時間以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科學家們一直在說，要想將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以免到2100年人為地造成全球氣候變暖，需要馬上削減60％～80％的排放量。但在京都，沒人提出哪怕是近似的方案。另外，發展中國家即將超過發達國家，成為最大的溫室效應氣體排放國，這一點早已十分明顯。因此，只要暖化是人為造成的，氣溫上升就會持續下去，京都議定書到2100年只會對氣溫產生零點幾攝氏度的影響。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除了那些島國，大部分國家不過是做做姿態而已。當然，歐洲方面很有誠意，但歐洲可能是在犧牲美國的利益的情況下做好事，裝好人。艾森施塔特和其他一些人認為，歐洲和發展中國家同時也將此看成一次能使美國在經濟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的機會。至於發展中國家，無論在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採取那種方案，他們多半都是大輸家。因此，它們採取的批判老殖民剝削者並拒絕與之合作的策略，也許在感情上能帶給他們滿足，但終將會自取滅亡。美國陣營的外圍國家則盡力想討各方喜歡——本國的選民、美國人和歐洲人。最終促成這項協議的是日本人。美國人最後利用自己的機構設定和政治制度耍花招。他們與歐洲其它議會制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不同。簽署完協議之後，他們不一定能保證它在國會能透過。即使透過了，也保不準會鬧上法庭。他們不得不一邊向國會表明他們是在保護美國的利益，一邊還要向己方環保主義的支持者們說明他們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

然而，大家共同的標準還是經濟。誰也不是真想改變美國的制度，儘管他們會像前面提到的那樣抱怨美國人鋪張浪費的生活方式，批評美國以世界人口的4％佔了全球廢氣排放量的25％強。正如前文所述，對後者的恰當回答是，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也佔了全球的25％強，並且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惟一發動機。難道有人想讓這個發動機減緩速度嗎？沒有。即使是最最真正的環保主義者，他也要計算成本和收益。如果你真以為子孫後代會有大難，那就得接受科學家們提出的60％～80％的排放量削減幅度——當然，除非這意味著現在就大難臨頭。可是，事實確實如此。這就是為什麼連歐洲人提出的減幅都那麼低。再說，沒有發展中國家的參與，這項協議根本起不到什麼作用，這又進一步降低人們願意為不確定的收益所付的價碼。如果說京都議定書有什麼意義的話，也只是能為惟一可行的補救措施即新技術的應用爭取時間而已。但新技術的應用需要有一個龐大的綜合體系來配合，讓每個人都能在其中感到滿意，甚至於熱衷於它。在京都，每個人都在原則上同意了，但實際的體系還有待於去設計。

正如事先所料，這項協議一到美國參議院就石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