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地方說話了：“脈搏現在是一百二十二。”他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裡像有一團火，熱得喘不上氣來。

想喝水，多麼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馬上就爬起來，喝個夠。那為什麼又起不來呢？他剛想挪動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覺得身體是別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聽使喚。媽馬上會拿水來的。他要對她說：“我要喝水。”在他旁邊，有個什麼東西在動。是不是章魚又來了？就是它，看它那隻紅色的眼睛……

遠處又傳來了輕輕的說話聲：“弗羅霞，拿點水來！”“這是誰的名字呢？”保爾竭力在回想，但是一動腦子，便跌進了黑暗的深淵。他從那深淵裡浮上來，又想起：“我要喝水。”他又聽到了說話的聲音：“他好像有點甦醒了。”接著，那溫和的聲音顯得更近、更清晰了：“傷員同志，您要喝水嗎？”“我怎麼是傷員呢？也許不是跟我說的吧？對了，我不是得了傷寒嗎！怪不得叫我傷員呢！”於是，他第三次試著睜開眼睛，這回終於成功了。從睜開的小縫裡，他最先看到的是他面前有一個紅色的球，但是，這個球又讓一個黑糊糊的東西擋住了。這個黑糊糊的東西向他彎下來，於是，他的嘴唇觸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體。心頭的那團火逐漸熄滅了。

他心滿意足地低聲說：“現在可真舒服。”“傷員同志，您看得見我嗎？”這問話就是向他彎下來的那個黑糊糊的東西發出來的。

這時，他又要昏睡了，不過還來得及回答一句：“看不見，但是能聽見……”“誰能想到他還會活過來呢？可是您看，他到底掙扎著活過來了。多麼頑強的生命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羅夫娜，您真可以驕傲。這完全是因為您護理得好。”一個女人的聲音非常激動地回答：“啊，我太高興了！”昏迷了十三天之後，保爾終於恢復了知覺。

他那年輕的身體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復。這是他第二次獲得生命，什麼東西都像是很新鮮，很不平常。只是他的頭固定在石膏箱裡，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沒有力量移動一下。不過身體的感覺已經恢復，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間四四方方的小屋裡，陸軍醫院的見習醫生尼娜·弗拉基米羅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後邊，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筆記本。裡面是她用纖巧的斜體字寫的日記：1920年8月26日

今天從救護列車上給我們送來一批重傷員。一個頭部受重傷的紅軍戰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歲。我收到一個口袋，裡面除了病歷，還有從他衣袋裡找出來的幾份證件。他叫保爾·安德列耶維奇·柯察金。

證件有：一個磨破的烏克蘭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六七一號團證，上面記載的入團時間是一九一九年；一個弄破的紅軍戰士證；還有一張摘抄的團部嘉獎令，上面寫的是：對英勇完成偵察任務的紅軍戰士柯察金予以嘉獎。

此外，還有一張看來是他親筆寫的條子：如果我犧牲了，請同志們通知我的家屬：舍佩托夫卡市鐵路機車庫鉗工阿爾焦姆·柯察金。

這個傷員從八月十九日被彈片打傷以後，一直處於昏迷狀態。明天阿納託利·斯捷潘諾維奇要給他做檢查。

8月27日

今天檢查了柯察金的傷勢。傷口很深，顱骨被打穿，頭部右側麻痺。右眼出血，眼睛腫脹。

阿納託利·斯捷潘諾維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發炎，不過我勸他，只要還有希望消腫，就先不要做這個手術。他同意了。

我的主張完全是從審美觀點出發的。如果這個年輕人能活過來，為什麼要摘除一隻眼睛，讓他破相呢？

他一直說胡話，折騰得很厲害，身邊必須經常有人護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時間。他這樣年輕，我很可憐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從死神手裡奪過來。

昨天下班後，我在病房裡又呆了幾個小時。他的傷勢最重。我注意聽他在昏迷中說些什麼。有時候他說胡話就像講故事一樣。我從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許多事情。不過，有時候他罵人罵得很兇。這些罵人話都是不堪入耳的。我聽了之後，不知道為什麼感到很難過。阿納託利·斯捷潘諾維奇說他救不活了。這老頭生氣地咕噥說：“我真不懂，他差不多還是一個孩子，部隊怎麼能收他呢？真是豈有此理。”8月30日

柯察金仍然沒有恢復知覺。現在他躺在那間專門病室裡，那裡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人。護理員弗羅霞寸步不離地守在他身旁。原來她認識他。很久以前，他們在一起做過工。她對這個傷員是多麼體貼入微呀！現在連我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