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

佩拉蒂也說：“非常對，它是1880年建立的。它非常豪華，非常大，在歐洲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它。”

有位外國客人說：“都說中國很大，可是中國太落後了，連現代一些的飯店都沒有。這真是遺憾。”

聞聽此言，鄰桌一位穿長袍、蓄長髯的先生忽然感慨起來，他激動地大聲說：“諸君聽到了嗎？莫說大清國沒有新式工廠、新式軍隊，就連新式飯店也沒有。巴黎有‘巴黎飯店’，北京可有‘北京飯店’？”

此言一出，兩個法國老闆受到了啟發。傍扎叫道：“對，巴黎有‘巴黎飯店’，為什麼北京不可以有‘北京飯店’？我們就叫‘北京飯店’吧！”

佩拉蒂也說：“太好了，這真是個好主意。‘北京飯店’這個名字非常好！它能夠給人豐富的想象，讓人想到紅牆黃瓦、雕樑畫棟的宮殿，綠樹成蔭的街道，穿長袍馬褂的男人，還有穿旗袍的苗條女人。是一個充滿了東方情調的名字。”

那些客人也都說這個名字好。巴黎是西方的大都市，在西方文明的發展史上起過重大的作用；北京是東方的古都，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顆明珠。何況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北京”充滿了神秘的東方色彩，是中國皇帝的所在地，有著皇家氣派。

大家越說越高興，就這樣，傍扎和佩拉蒂決定把自己的新店命名為“北京飯店”。他們還決定，開業典禮一定要搞得熱熱鬧鬧，要按中國的規矩辦，以便顯示他們已經是“中國通”了。按中國的規矩，遷址的店重新開業本應當叫“重張”。不過，既然現在名為“北京飯店”了，那就是新生的一個飯店，就應當叫“新張”或“開張”，而不叫“重張”。

不用說，為籌備開業，邵寶元更是忙。當金字招牌剛剛做好時，傍扎和佩拉蒂都曾經問他：“邵，‘北京飯店’這四個字，會因為時間的消逝，被北京有名的風沙磨得褪色嗎？”

邵寶元一時不知怎麼回答才好，想了一想說：“不會吧。”

他說這話其實一點把握也沒有，他只是寬慰老闆，也是寬慰自己，因為飯店不倒，他的飯碗才有保證。

傍扎和佩拉蒂點點頭，其實他們對邵寶元的話也是將信將疑，甚至不信比信的成分更多些。可是他們比邵寶元更需要寬慰自己。

無論是傍扎、佩拉蒂還是邵寶元或是那些賀客，那時根本沒有想到，也不會想到：“北京飯店”這四個字從此將深深地滲入中國的歷史中。

開張盛典熱鬧非凡，人聲鼎沸，鼓樂齊鳴，在一片噼噼啪啪的鞭炮聲和人們的歡呼聲中，由一位特別邀請來的名人把蓋在金匾上的紅綢揭去，頓時四個金光閃閃的大字“北京飯店”展現在人們面前。傍扎和佩拉蒂為了展現他們已經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通”，今天特意穿上了中國的長袍馬褂，胸前戴著紅花，滿面紅光地向前來祝賀的客人頻頻行禮，和有的客人握手，對有的客人打千，朝有的客人作揖，向有的客人鞠躬，與有的客人擁抱，間或還得吻女賓的纖手。

總之，根據來賓的不同國籍、不同身份、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中外古今的禮節都得用到，把兩位洋老闆忙得不亦樂乎，甚至累得汗流浹背，可是這一點也不能減去他們的興奮與歡樂。

金字鐫刻的“北京飯店”（3）

賀客們向主人致過賀忱之後，就走進那高懸綵帶、綵球和“北京飯店”匾額的大門，去赴慶賀新張的宴會。他們看到的雖然是一箇中國式的院落，卻是一個嶄新的飯店：前院是三合房的佈局，房子是新漆過的；東廂房是酒櫃，有洋酒，也有中國酒；西廂房是擺著沙發的客廳，北上房是餐廳，院中還有一口井，因為當時北京還沒有自來水，這口井自然給飯店和客人帶來不少便利。飯店用氣燈照明，那時北京沒有電，這也屬當時最“現代化”的裝置了。飯店的後院開了二十多間客房，潔淨軒暢，鬧中取靜，幽雅恬適。它的佈置是中西合璧的，四梁八柱的中國式房屋裡擺的許多用品，如沙發、軟床等卻是西式的。據說，這“中西合璧”式的裝修風格由北京飯店開風氣之先，在清末民初竟成了北京裝飾高檔旅館和宅第的一種“時尚”。這時的北京飯店，單人間每天三塊，雙人間五塊。一日三餐，飯店都有供應，早餐七角，午餐一塊五，晚餐一塊七。這個價格對外國人來說，不算貴，因此開業以後，幾乎日日客滿。

中國人認為成功的三要素是“天時，地利，人和”。

傍扎和佩拉蒂佔有天時之順，他們經營蘇州衚衕南邊的小酒館和“北京飯店”時，正是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