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鬥，就主動要求下放到安泰郊區。

等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結束，辛處長官復原職，還回到省委農工部任處長。同時，為了儘快恢復被破壞的農業生產，他還主動要求再在安泰郊區蹲點一段時間，並掛職郊區區委副書記。

這位從小參加革命的老人，由於有進入農學院系統學習的經歷，後來又長期深入農村基層，成為全省有名的農業專家，特別是在治理高沙土、經營水利、沿江農作物佈局等方面獨有造詣。

在上世紀，我國還是傳統農業佔據主導地位，十多億人吃飯乃是第一要務。即使像經濟比較發達的本省，鄉鎮工業雖然已經是如火如荼，可農業在整個經濟中依然首當其衝。因此，像辛處長這樣的農業專家，按說早應該提拔到某個地市或廳局擔任更高層級領導，不想，正是緣於其在專業領域的獨特聲望，卻被省裡寶貝般一直“珍藏”在農工部，直到離休也才享受到地廳級待遇。

不過，也因為此，他在省領導面前頗有發言權，其威望絕不亞於某些位高權重的廳局長。尤其下到各個地市，更是深受基層黨政負責人的尊敬。

張思文這一介紹，愈彥恍然大悟，難怪啊難怪，原來這裡面內有玄機。

“到辛處長跟前，知道話怎麼說嗎？”張思文問。

“知道了。”愈彥嘴上這麼答，心裡卻也不是十分把握，就當場將說詞演示一遍，特別對可能出現的幾種情況做了預案。張思文聽了，表示滿意。

“這次給辛處長帶點什麼東西呢？”愈彥問道。

“這個我已經準備好了，你去的時候直接古來拿就好了。”張思文頓了頓接著說道。

愈彥點點頭，表示領會。

“記住，凡事點到為止，過猶不及。老同志們身經百戰，見識過的大場面多，千別把戲演過了。還有，在省裡不要張揚，遇到熟人儘量躲開。”張思文再三叮囑。

張思文的這一番推心置腹之語，讓愈彥感動不已。他想，官做到張思文這種級別，有時也很難，表面看起來風光無限，身邊奉承迎合者不少，可到了關鍵時刻，真正能說點心裡話的人卻很少，說到底還是高處不勝寒哪。

如此說來，愈彥此次省城送禮之行，責任相當重大。曾幾何時，愈彥對於這種庸俗的送禮陋習，極其反感甚至厭惡。

記得很小的時候，常聽老實巴交的父母在家議論，村裡某某人家由於給村支書送了一隻母雞，竟然就多領了好多救濟糧、款，或者分得了一塊戶戶眼紅的良田。那口氣，就像得好處者不是給別人送了母雞，而是偷了別人家的母雞。後來讀小學、中學，父母親督促子女們認真學習的警戒之語，就是時不時威脅說，“要是不好好讀書，就得像莊東的王小二，把家裡準備砌房子的錢拿出來送禮，才被村裡推薦到鄉辦磚廠上班。”其實，那個王小二不過是磚廠裡一個普通裝卸工，完全憑苦力掙錢，可是讓愈彥父母這麼一說，就像他掙的是什麼見不得人的髒錢。總之，在愈彥幼小的心靈裡，早已播下仇恨送禮的種子。

山大學讀書那四年，他的學習成績始終一流，一手現代詩做得行雲流水，在學生會副主席、詩刊副主編等多個崗位上也非常賣力，加入黨組織本來應該板上釘釘，可班上僅有的最後一個名額，卻讓一位經常往總支書記家拎板鴨的同學搶了。

經過如此重重打擊，愈彥對送禮一度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聲稱此生絕不染指。

“不會送禮的秘書，不是個好秘書。”張思文說這話時，愈彥剛跟張思文不久，乍聞此言，愈彥相當吃驚。他不明白，做好秘書與會送禮之間，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

當然，張思文話裡的意思，絕不是暗示愈彥給他送禮，而是他需要愈彥明白送禮的重要與必要，以便日後隨同他送禮時不會有什麼心理障礙，甚至有些禮還必須由愈彥代他出面。

“小愈啊，你當初在山大讀過四年文學，現在我倒要考考你，這送禮在中國歷史上有什麼講究？”第一次陪同張思文送禮歸來，閒聊時，張思文如此發問。

“送禮之風，自遠古即已有之，且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這種常識性問題，自然難不倒愈彥。既然是無事閒聊，又是張思文出題，他正好藉機顯示一番山大的史學功夫——古人一向崇尚“非禮勿施”“禮多不怪”，但這種純粹精神層面上的禮儀，漸漸被金錢物質之禮所替代，且歷數千年而長盛不衰。明初朱元璋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大力抑制送禮賄賂惡習，不惜苛刑重典，包括剝皮抽筋之類的刑罰無所不用其極，可終究無法根治這一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