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從外交上看，蔣介石傾向於不同日軍直接交涉，單純地寄希望於國聯。“九·一八”後，張學良最終服從了中央政府不同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所以中國後來的方針基本上是日本不撤兵，則不交涉，而期盼國聯主持公道。國聯行政院根據中國的提議，9月30日透過了限令日軍於1933年10月14日以前撤兵的決議。日本出席國聯行政院會議代表宣告接受國聯決議。張學良委託顧維鈞由北平到達南京。１０月５日，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就日本撤兵問題照會日本政府。９日，日本提出先談條件後撤兵的答覆，並抗議中國的“排日”行動。同時，日本派遣大批軍艦到達上海。張學良多次電南京政府，希望立即交涉。６日，顧維鈞受蔣介石委託，由南京返回北平，向張學良“代達”蔣介石的指示，即：“日本屆期延不撤兵或更另有暴行，自在意中。中國軍隊如何應付、此時正在研究，並須視彼時國聯行政院開會後如何解決而定。蓋國聯雖不可侍，亦非盡不可侍。此案發生後，中央所以盡力至使國聯負解決此案之責任者，因維持中國在國際上之地位，與減小日本直接壓迫中國之力量，途徑惟在此。”

蔣介石在3年以後總結教訓時說：“九·一八事變既起，當局遲緩卻顧，堅持不撤兵則不交涉之原則，致使日本緩和派不能抬頭，軍人氣勢日張，問題愈陷僵化。就是瀋陽陷落尚未侵入關內的時侯，也還有使日本止於錦州，徐圖轉換局勢的可能，可惜步步錯過以造成此後不可收拾的局面，這不能不說當局沒有決心，及不負責任之所致。”其實，如果說“九·一八事變”不抵抗是錯誤的決定，那麼“不交涉”也是錯誤的決定。“不抵抗”使得日軍中的強硬派能夠迅速造成既成事實，使得軍人氣焰日益囂張，而“不交涉”則使得“日本政府內的緩和派不能抬頭”，問題日益僵化。

第三，從戰略上看，兩線作戰導致了長城抗戰必然失敗的命運。對日作戰是關係中國命運的大事，需要集中國內主力力應戰，但蔣介石只派中央軍四五個師的兵力北上參戰，中央軍主力精銳一直在南方進攻紅軍。這種兩面作戰、南重北輕、重心在南方的做法，一開始就決定了北方長城抗戰必然失敗的命運。正如有臺灣學者指出的：“熱河之役的失敗，張學良固然責有所歸，惟蔣委員長實亦不無坐觀成敗之嫌。”

熱河守將湯玉麟在張學良嚴令抵抗之下，仍然棄城而逃，導致熱河戰役失利，日軍以108騎佔領承德，此事導致張學良下野。那麼蔣介石在這期間又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呢？顯然，蔣推三阻四，不但自己不肯北上，調動中央軍也推三阻四，兩個師的軍隊到達時，熱河已經淪陷。話又說回來，蔣也有他的難處，他的大部分軍隊在圍剿紅軍，哪裡有精力北顧？！

第四，從戰術上看，消極防禦，死守陣地，被動挨打，終至敗局。日軍在進攻熱河前，駐紮在華北地區的東北軍的數量並不少於日軍。僅就熱河而言，其境內部署的東北軍就有近10個師的兵力，約10萬人。而日軍投入的軍隊僅2個師團又3個旅團，共4萬人。日軍為達到戰術上的優勢先在山海關打響，又在渤海灣造成登陸的假象，牽制何柱國、于學忠等於灤東和津沽間而不能援熱；還利用劉桂堂、崔興五、李守信等偽軍在察哈爾東部和熱河北部牽制了中國守軍5個師的兵力。同時，日軍集中了裝甲車、汽車、騎兵部隊，沿交通大道快速機動，很快將熱河佔領。而中國軍隊處處設防，消極死守，線長兵薄，工事簡陋，一點被突破，全線即潰。

中國軍隊不僅在數量上遠遠超過日軍，而且有地形上的優勢，如果在日軍進攻時採取伏擊，或派出小分隊，敵進我進，打其後方，是能給日軍以殺傷或遏制其進攻的。可惜國民政府軍隊不僅根本沒有這樣做，而且最高指揮機關也從未有這樣的想法和打算。長城防禦時，線長空隙多，區域性的出擊是能奏效的，如第29軍在喜峰口、羅文峪的夜襲等；大部隊的前出和突進也能辦得到，如第26軍在興隆對日軍的進攻和包圍。可惜這種做法既未推而廣之，亦未持久。這是由最高指揮者消極防禦的指導思想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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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原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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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從裝備上看，日軍裝備精良，火力強；中國軍隊裝備差，雖有優勢的地形和殺敵的勇氣，但在敵強大的火力下，徒增傷亡。日軍的作戰裝備有裝甲車、坦克，下有火炮作掩護，上有飛機轟炸相配合，機動性強，火力猛。日軍步兵有“精利武器”可恃，攻擊某處，“必集結炮兵破壞華軍防禦工事暨其守兵，然後步兵以飛機與戰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