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掩護，攻擊前進。此乃新式用兵”。而中國軍隊的裝備與日軍相比，大相徑庭。以第29軍為例，該部“裝備差，火力弱，有兵無槍，有槍缺彈，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彈六枚”。即使中央嫡系部隊（如第2、第25、第83師），裝備和日軍相比也差之甚遠，何況倉促上陣，沒有準備。第25師上陣的，土兵還是“赤腳草鞋”，第2師的“輕機槍還在倉庫裡”。該部守備的古北口、南天門險要地段之所以被日軍攻佔，日軍的優勢火力起了重要作用。由於中國軍隊裝備差，就是包圍了日軍也不能殲滅。如第26軍在興隆對日軍包圍2日，由於沒有重武器，不能攻擊殲滅，只得放棄而歸。日軍強大的火力給中國守軍很大的殺傷。據戰後統計，中、日傷亡的比例為15：1，可見中國軍隊在日軍火力下傷亡之大。消極防禦的戰術思想，加上低劣的武器裝備，使守軍不得不依賴長城這個古老的工事進行作戰，落後的戰術思想和過時的防禦設施

帶來的後果是很明顯的。

第六，從素質上看，中國守軍一部分官兵素質差，缺乏鬥志，也是失敗的重要原因。中國守軍不乏訓練有素的部隊和忠勇愛國的軍官。第29軍發揚了西北軍刻苦訓練的傳統，平時訓練，“以日本為假想敵，所以第29軍奉命開赴平東防禦日軍的時候，全軍士氣異常旺盛”。孔祥熙視察第29軍後的印象是“卒伍整觴，無矜氣，無怠容”。雖然裝備低劣，然而用大刀殺出了威風。中國軍隊的不少官長在作戰中能身先土卒，帶頭拼殺，如趙登禹、佟澤光、關麟徵等人皆是。可惜像這樣的人太少。中國一些軍政官員的腐敗昏庸在這次作戰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北平軍分會的主要官員平時沉湎於酒色之中，一些軍國大事竟在交際苑裡處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軍師在作戰，或因鬥志不堅、指揮失當，或因麻痺鬆懈、缺乏協同，導致了戰鬥失敗。如中央軍第2師一部在防守古北口八道樓子時自恃地形險要，官長帶領士兵賭博，致使日軍趁夜偷襲成功，八道樓子陣地全失，古北口防禦全線動搖。“東北軍苟遇日人攻擊，靡不望風奔潰，事實昭彰，無庸隱諱。愚意其過不在士兵，而其主因在乎官長之素質與營長以上之動作。”萬福麟部在兒河設防時，線長兵單，“分散兵力，既不能增援，又不能固守”不必說，“並且師以上指揮官的位置均距第一線二百里以上，交通不便，通訊器材不足，前後方通一次電話需要若干時間。這對於作戰已經不能及時應付，更談不到兵力的活用和互相呼應了。對群眾沒有聯絡，沒有宣傳，故對敵方行動毫不察悉，敵不找我，我不找敵。這也是失敗的因素。”商震第32軍防守冷口一帶正面百餘里的防線，只派了一個師，“其餘的兩個師和軍部直屬部隊都控置在遠遠的後方開平”，“所謂準備也不過是加強工事，把炮兵推進到冷口外面，準備支援前進陣地，但又不敢推進過遠”，實際上上是擺個架子，指望日軍佔了熱河以後不再向冀東進展。這些軍隊的隊的戰鬥力可想而知。

第七，從凝聚力上看，內部不團結。從古北口戰役中，也可以看出在國民黨政府的軍隊中，不同派系的軍隊在一道作戰，是很難團結互助的。關麟徵要利用張廷樞作掩護，而張則在戰況吃緊時把自己的部隊撤走，使關部吃很大的苦頭，所謂“弄巧成拙”。即使同在一個派系內，也各有各的打算，如王以哲與張廷樞之爭吵是其一例。同樣的道理，蔣介石對於他的中央軍也是不輕易給別人指揮的，所以最初他派楊傑擔任古北口方面的第8軍團總指揮，楊曾提出“後退配備的戰略”，即打算在九松山（現在的密雲水庫附近）一帶構成一個口袋陣地，誘敵深入，一舉殲滅。這個計劃與當時那種“節節抵抗，步步捱打”的戰略相比，在積極性和主動性方面說，要高明得多。可是就敵我雙方軍隊素質與裝備的懸殊，以及當時華北的具體情況來看，楊傑的戰略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他的這種戰略思想，與蔣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是背道而馳的。所以何應欽對他大為不滿，請求蔣介石趕快把他調走，由徐庭瑤兼代第8軍團總指揮的職務。第9軍團最初只指揮第17軍，後來蕭之楚的26軍（實際只有一個44師）也歸該軍團指揮。

長城抗戰雖然失敗，但以29軍為代表的廣大官兵在戰鬥中的表現卻是值得中國軍人驕傲的。喜峰口、羅文峪的勝利不僅體現了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的光榮傳統，而且洗雪了中國軍隊因熱河作戰場玉麟部不戰而逃所蒙受的奇恥大辱，顯示了中國軍隊抵禦外侮的能力。日本一家報紙評論說：“明治大帝造兵以來，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