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畢於南寧東西齋

苦難記憶的現時回訪

洪治綱

小說是一種與苦難有著密切關係的藝術——當然，這種苦難並不是指生了一場大病或者失去了軀體的某個部位，它是指精神。作為一個終日與靈魂打交道的人，作家存在的重要意義就在於他必須直視人類生存的苦難，必須對人在歷史、社會以及自我的抗爭過程中所遭受的種種心靈疼痛做出獨抒己見的表達。炸家的心靈質量直接決定著作品的深度與力度。至於作家用什麼樣的話語方式來表達，那是作家自個兒的事。譬如大鬍子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人喜歡用冷峻批判的方式，契訶夫、馬克·吐溫之類則愛用不動聲色的諷刺手法，艾特瑪托夫對夢態抒情卻情有獨鍾，卡夫卡則異常迷戀變形誇張的手段……這都沒有影響他們成為世界文學大師，關鍵在於他們的寫作都是直陳人類內心的疼痛，都對人在歷史生活中的精神狀態做出了準確的反映和判斷。

明白了這種看似簡單的道理，非常有助於我們對《耳光響亮》的理解。這部小說將作家個人的生存記憶投置在歷史更替的巨大時空之中，以作家獨有的靈性感悟著存在的艱辛、咀嚼著生活的苦澀，並不斷地發掘出生命內在的繁複本質，揭示出在現實生活盤壓下。心靈成長的滄桑和無奈。這裡，作家在重構歷史與心靈之間微妙關係的同時，把人的生存理想、成長過程與社會背景巧妙地探合在一起，以極富個性的青春話語深刻地展示出60年代出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青年心靈成長的苦難史。

小說把敘事時間擇定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歷史時期——對於政治，它是由徹底撥亂走向全面反正的關鍵時期；對於社會，它是由集體創傷走向完全甦醒的理療時期；對於人民，它是由苦難記憶走向迎納希望的調整時期；而對於那些成長中的青少年，它卻是艱難地告別與迷們地尋找地“人生轉型期”——正是在這種極為獨特的社會背景中，以牛氏三姐弟為代表的人物出場了。他們想告別“文革”記憶，卻又時時不自覺地用“文革”時期的生存方式製造著生活的酸甜苦辣；他們四處尋找著理想的奮鬥目標，卻又被不斷變化的生存現實所扭曲和錯位。這個特定的時域，既是作家本人生存履歷中最為重要的一個階段，又為作家潛入人性內部、打探生命內在的創傷提供了相當準確的歷史通道。

站在這個獨特的歷史之境中，東西精心選擇了牛翠柏這個人物內視角，讓他以見證人的身份開始對成長的苦難進行歷史的複述。由於他是小說事件的“在場”主體，所以每一次生活動盪都構成了他的心理創傷；由於他位於小說主角的邊緣，因此他又有了旁觀者的清醒和準確。這個不諳世事而又必須時刻直面世事的敘述者為小說的記憶敘事開啟了一個獨特的話語空間，使我們真切地感受到那種生存的痛苦與詩意的理想奇妙地纏繞在一起，不幸的遭遇與精神的貧乏卻把生活啟用得鮮嫩無比。小說的主體事件是牛正國的突然失蹤所導致的整個牛家的解體。面對父親的消失和母親的離走，牛紅梅、牛青松、牛翠柏這三姐弟開始了相依為命的生活。但是，由於“文革”記憶的注塑，傳統文化教育的疏離，以及青春期少年本身的非理性躁動，他們不可能理解人生的道義、責任和義務；生存價值觀的缺失，使他們不可避免地步入一種傷害與被傷害之中。

這種傷害首先就集中在對母親何碧雪和姐姐牛紅梅的人性褫奪上。何碧雪在失去丈夫和家庭重荷的雙重盤壓下選擇與金大印結合，原本是為了挽救瀕於潰散的家庭，肩負起孩子們成長的責任和義務。但是，牛家三姐弟卻用超越人倫的辱罵和一系列乖張的行為將之擊得粉碎。與物質上的困頓相比，何碧雪更感痛楚的是來自心靈上的凌辱，因為這種凌辱不是源於政治、道德、倫理等外在形態，而是基於血肉親情的不理解，是她的親生骨肉的一次次徹底而堅決的反擊。她用最為質利、的母性精心地關照著三個孩子，無論是別人捉姦牛紅梅時她挺身而出，還是定期給三個孩子生活費，都證明了她作為母親的韌性基質。然而，當她最後帶著木然的眼光看著自己的女兒走進金大印的新房，她已感受不到、或者她已不相信幾十年的愛卻再一次對她構成傷害。她以整個生命的奉獻和最後的一無所有，完成了人性內在的悲劇實踐——愛和傷害，在扭曲的人性中被強制性地統一起來。

牛紅梅的傷害則來自於青春期的情愛，她的存在際遇實質上是用現實苦難徹底地支解了有關愛情的所有神話。她試圖用少女最為可貴的無畏和純真去尋找她的情感歸宿，然而沒有浪漫與溫情的現實以其極為冷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