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但是她的《第二性》一書在女性主義和女性運動中的經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這個時期女性運動中另一部引起廣泛關注的著作是費爾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的《性的辯證法》。這部著作被認為是生理本質主義的代表作。費爾斯通在這部著作中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生育機制是女性受壓迫的根源。像波伏瓦一樣，費爾斯通也認為，男女兩性的區別並不必然導致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統治，主要是女性的生育功能導致了兩性權力的不平等——在孕產期，女人的基本生活來源要依賴於男人；人類的嬰兒比其他物種需要更長的育嬰期；母親和嬰兒的相互需要與依賴；以及建立在生育生理區別基礎上的性別勞動分工。她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如果用技術改造生育機制，使生育得以在女體外進行，女性就可以從這一生理角色當中解放出來了。她認為，改造兒童撫育機制和有酬工作機制都不能最終解決男女不平等的問題，只有重建生育生理機制，女性才能最終獲得解放。 同費爾斯通持相同觀點的女性主義者列舉了不生育的許多好處，例如它可以給女人更多的時間過自己的生活；她們還提出，生育的生理不應當決定女性的生活，女性應當對自己的生活做出個人的決定；不生育的女人可以同年輕人在一起生活和交流，也可以去過集體生活或領養孩子。 不少女性主義者很不同意波伏瓦和費爾斯通對生育問題的看法。女性運動第二次浪潮中的著名女性主義者米歇爾　（Juliet　Michell）　就批評了波伏瓦把母性當作一種“可能的存在主義主題”的觀點，她甚至說，“嚴格地說，《第二性》不應當被算作女性運動第二次浪潮的一部分。”（轉引自Butler　and　Scott；　58） 如果說波伏瓦的《第二性》是橫空出世，那麼弗裡丹　（Betty　Friedan）　的《女性的神話》就是凝結了空氣中已經瀰漫的東西寫作而成的。這部著作成為女性運動第二次浪潮興起之時對當時女性心中所想的事情的最傑出的表達。到1970年時，這本書在英美兩國已銷到100萬冊以上，還有各種文字的譯本。它是美國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代表作，它的千言萬語如果用一句最響亮的話語來概括就是：對家庭主婦的形象說一聲“不”！弗裡丹在書中提出，二三十年代的美國女性是生氣勃勃的，但在戰後卻沉湎於舒適的家庭生活，只想作一個“幸福的家庭主婦”，不再到社會上去幹事業；“女性解放”和“事業”之類的字眼聽起來已使人感到陌生和不自在；女人的唯一夢想就是當個無可挑剔的賢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個孩子並擁有一幢漂亮住宅；唯一的奮鬥目標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並保持穩定的夫妻關係。弗裡丹生動地描寫了這代女性在得到了這一切以後的深深的失落感和自我實現感的缺乏。她們充滿無名的煩躁感和無意義感。她認為，對於女性發自內心的呼聲——除了我的丈夫、孩子和家庭之外，我還有所企求——再也不能漠然不顧了。 弗裡丹指出，看到美國女性的現狀，令她想起一句德國口號：Kinder，Kuche，Kirche　（小孩、教堂、廚房），那是當年納粹分子規定女性必須重新被限制在其生理功能中時所使用的口號。在40年代的美國，也有人提醒女人們注意，追求事業上的成就和接受高等教育正在導致女子的男性化，其後果極其危險——丈夫們會因此得不到性滿足，對家庭、子女和女性的能力都會造成威脅。這一輿論導向使事業型女性感到窘困不安，以為自己正在喪失女性的特徵。將女性主義當作一種過時的骯髒玩笑加以嘲笑成為一時的風尚；“女性主義者”和“事業型女性”這類辭彙成了骯髒的字眼。人們總是對那些為爭取女性受高等教育、幹事業、參加選舉的權利而奮鬥的老式女性主義者譏笑一番，同時又表示憐憫。弗裡丹辛辣地指出：女性們花了半個世紀為權利而戰，在下半個世紀卻又對自己是否真正需要這些權利產生了懷疑。 弗裡丹批判了女性在事業和婚姻上二者不可兼得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要在婚姻上成功，就需要自我否定；而要在事業上成功，則需要如醉如痴的獻身精神。婚姻需要合作，事業需要競爭，二者結合起來非常困難，需要不同型別的品性。因此男主外女主內才是最完美的互為補充的結合。 弗裡丹在這部著作中猛烈地抨擊了關於女性的“神話”，這一神話企圖使人們相信：女人的最高價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她們自身女性特徵的完善；西方文化的錯誤就是低估了女性特徵的價值；過去女人犯錯誤的根源就在於她們妒忌男人，力圖要跟男人一樣，而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本性；而這種本性的完美，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