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興所至，原難以常理論”。另外，對於龔在丹陽的暴斃，當代學人朱維錚先生認為“說不定就是亂吃亂喝，得了某種急性傳染病而死”。而在此之前，以女文豪自命的蘇雪林甚至將龔詩中對一大腳女子反覆多次、毫不掩飾的讚美，也非要小心翼翼繞過顧太清，著文說成是對另一滿族女子的戀情──道德捍衛者的用心真是良苦得可以。（順便說一句，蘇的那篇考證龔顧情事的文章不值一駁）但有一個真實得讓人害怕、像天安門矗立在長安街上那樣的事實他們是繞不過去的，那就是龔寫於流亡途中的那首最終引發殺身之禍的《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一首》。“空山徒倚倦遊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具體的地點、場景、人物，具體的交往情節與特殊環境中人的服飾，除顧太清外簡直不容作第二人想。即使辨舌若電、與人為善如孟森先生者，也不得不承認“非惟明指為太平湖，且明指為朱邸，自是貝勒府之花”。（孟森《丁香花》）但如果誰認為這種對私情的大膽描述系作者行文粗疏，失於檢點所至，那他肯定是錯了。實際上這是龔自珍自頗為高明的深謀熟慮的產物。要知道在當時黑雲壓城、風聲鶴戾的危急情況下，透過這樣的過激形式，將自己的行狀主動置於公眾的視線之中，應該不失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有效手段。包括他的突然離京，辭職理由的自相矛盾，將妻兒扔下不管，以詩告別諸友等一系列反常行為，不妨都可以看成是這種策略的一部分。在離京後致好友吳虹生札中，他形容自己“頹放無擬，往來吳越間，舟中之日居多”，可以得知在公共場合之外，他的行蹤一般還是相當謹慎的。從回杭後寫的詩中一連用十多個“生還”“浩劫”來形容自己的喜悅，可見這一路上的危險確實非同尋常。後來敢於頂替父親接受丹陽縣的教職，完全系他自己輕敵、誤判情勢、一改從前策略所致。那時他以為事情過去已經兩年，差不多也該平息下來了。再說丹陽又有自己的表弟在那兒當副縣長，就算有些什麼麻煩，也有人會出面保護，結果卻白白丟了一條性命。好在也正是在這彌足珍貴的兩年間，他以心靈受壓過久突然爆發式的激情、悲憤和汪洋恣肆，寫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我們很難想象十八卷的《龔自珍全集》裡沒有《乙亥雜詩》和《庚子春詞》，那情形就像是從魯迅的小說裡抽掉《狂人日記》和《阿Ｑ正傳》。同樣，我們也很難想象龔自珍的一生中沒有顧太清，那情形也像魯迅先生四十五歲那年沒有遇上許廣平。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龔定庵在一八三九（6）

一八○九年春當龔自珍第二次跟隨調任京職的父親來到北京時，當然不會想到多年後他的離去會是那樣狼狽。那時生活在他眼裡像一本精彩的書才剛剛開啟，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喜歡高談時事，最狂熱崇拜的一個人是北宋有爭議的政治家王安石，除了一遍遍地用蠅頭小楷抄寫王的策論外，甚至服飾上也對他的政治偶像進行刻意模仿，以至都下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流傳著有關他“性不喜修飾，故衣殘屐，十年不更”的軼聞。幾年後的結婚同樣也不能令他有多少改變。《清稗類抄》說他剛做父親不久後的一個秋夜出去拜訪朋友，當主人從內室披衣出迎，發現站在門外的龔依然一如往常，身披一件舊紗衣，“絲理寸斷，脫帽露頂，發中生氣蓬蓬然”。如果我們在這樣的形象基礎上再新增一張“廣額巉頤，戟髯炬目”的尖臉和矮小、瘦削的身體，（張祖廉《定庵先生年譜外記》）這對他的那些崇拜者，尤其是那些為他的天才所傾倒，因而想象他劍眉朗目、*倜儻的人應該是個不小的打擊。

龔自珍的奇特當然並不僅僅侷限於形象，他的嗜賭，他的仗義，他的政治和軍事才幹，他的收藏癖與兩次令人生疑的發誓戒詩，新邊疆觀念、文學上的罕見天賦以及一手臭字，都註定要使他成為一生都處於媒體（當時叫朝議）關注下的人物。十九世紀前期的北京曾一度點燃過青年龔自珍內心深處的政治理想，因為它是財富、權力以及文化的象徵，也因為它萌芽中的新思想下匯聚了當時全國最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白天分別在中央政府自己的小小辦公室裡編邸報，繪地圖，研究邊疆問題，制定賦稅政策，晚上則聚集在一起慷慨激昂，高談國事。但國家在浩浩蕩蕩輸運鴉片的洋船面前的束手無策以及奸臣的當道，很快使他們年輕、驕傲的臉上禁不住淚流滿面。短暫而虛幻的強國之夢破滅以後，魏源立馬去兩江總督陶澍署中充當了高階幕僚，並透過倒賣食鹽許可證很快使自己暴富起來，在揚州置地買宅，成為寓公。林則徐後來雖被派去廣州禁菸，朝廷內外卻又頗多掣肘，結局相當不幸。何紹基沉溺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