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那個司機，他是奧地利人，而且是維也納人，這就更糟。司機不時流露出冷嘲的態度，尤其是他不肯承認自己是戰敗者這一點，使那個英國人簡直不能容忍。

幾秒鐘以後，美國人抬頭一看，發出一聲驚叫。車上的五個人全都轉過頭來，朝一幢三層樓的巴羅克式小洋房看去。每層沿街一溜兒開六個窗戶，其中兩層還帶陽臺，正門口築有廊柱。

車上的人全都看見在該建築最高一層的背景前，有個張開雙臂直立的黑影，姿勢宛如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這形象使他們大吃一驚。各種因素湊在一起無不使人產生這樣的聯想。這人很高，可是瘦得令人難以置信，褲子和襯衫既肥又短，在他身上晃來蕩去；他光著腳，本來就瘦削不堪的臉被兩隻特別大的眼睛襯得更象中空的一般；那雙跟睛顏色極淡，在探照燈光下簡直成了白色的；他半張著嘴，現出用力和痛苦的表情。

這個鏡頭實際上只持續短短的幾秒鐘。那黑影利用一扇窗的拉手，牢牢抓住墒上的邊沿移動。黑影爬上陽臺的欄杆之後，就從探照燈的光圈中消失了。接著，車上的人聽見玻璃的碎裂聲和一扇窗子被開啟又關上的輕微響聲。然後，一切重新歸於沉寂。

“一個撬門賊，”開車的維也納人冷漠地說，“不過這僅僅是個孩子，雖然他的身材很高大。”

其目的是很清楚的。國際巡邏隊只有在事情涉及到佔領軍人員的時候才能干預，一般的輕微犯罪行為屬於奧地利警方的職責範圍。於是，他們通知了市中心的警察署。及至一個警官帶著兩名警察趕到出事地點，已經過去了十分鐘。對於雷伯·克立姆羅德來說這點時間已經足夠了。

兩類截然不同的聲音，奇異地重疊著傳到他的耳際有二十分鐘、也許有三十分鐘之久。

先是現實的聲音：警察進入房屋，從底層一直搜到頂樓，開啟和關上一扇扇房門，他們在底層的大理石地板和樓上的木質地板上走動，當時，這兒的地板擦得掙光瓦亮。不出雷伯所料，警察走的果然是他使出剩下的最後一點精力為他們設計好的一條路：他們循著雷伯帶血的腳印一直走到頂層的閣樓，發現那兒有一扇半圓形的小窗開著，自然認為他一定是從視窗翻越房頂逃走了。於是警察用較大的聲音交談著下樓，最後再四下裡檢視了一遍，然後離去

這是現實的聲音。接著，另一類想象中的聲音從記憶裡湧出來，其清晰的程度使雷伯不寒而慄：妹妹米娜踏著輕盈的步伐在走廊裡奔跑、歡跳；姐姐卡塔麗挪在鋼琴上彈奏舒伯待的曲子；還有他們的媽媽的話聲，略帶一點她始終沒有脫去的波蘭口音，是那麼平靜、溫和，在她周圍創造一種靜謐的氣氛，就象一塊鵝卵石投入一泓清水，激起層層漣漪。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晚上正是這個聲音這樣對爸爸說：“約翰，我要帶孩子們到利沃夫去。感謝埃立希為我們辦好了領護照的手續。我們將在星期六到達利沃夫在那兒呆到下星期一。約翰，我的父母還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的外孫呢”

雷伯·米歇爾·克立姆羅德的眼睛長得跟母親的一樣。漢娜·伊茨柯維奇·克立姆羅德一九○四年出生在利沃夫，是個醫生的女兒。若非因為她是個女的、又是猶太人這雙重障礙，她幾乎肯定會繼承父業。然而，她卻只好到布拉格去攻讀文學，因為在布拉格對猶太學生的大學錄取名額限制比較寬。此後她又以一位姑丈在維也納經商作為理由，轉到那裡去專攻法律。在維也納，約翰·克立姆羅德曾授過她兩年課。他比漢娜大十五歲；漢娜的一雙具有故鄉草原色彩的眼睛，使這位教授看出了神，再加上她那罕見的敏捷才思和幽默感，事情就全妥了。他們在一九二五年結婚，二六年生下卡塔麗娜，二八年生雷伯，三三年生米娜

砰！——雷伯聽見警察離去時關上沉重的前門的響聲。接著隱約聽到奧地利警察和國際巡邏隊交談了幾句，隨後是汽車的引擎發動起來，聲音不久就遠去。寂靜重新籠罩了這幢房子。雷伯嘗試著直起腰來。他不得不一厘米一厘米慢慢地扭動身體站起來。小時候，他曾經無數次這樣蜷縮在這個暗角里，從這種自願禁閉中獲取神秘的快感。最初幾次，他不得不迎戰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怖，迫使自己把身體緊緊地貼在又冷又潮、彷彿有白色的小蟲子在蠕動的石牆上（至少他覺得它們是白色的），直到戰勝恐怖為止。他還不許那裡有任何光亮，為的是保持神秘的氛圍，更重要的是可以領略那種嚇得要命的滋味，最終達到支配自己的目的。

現在，雷伯的手指推開了暗角的擋板。他伸出一隻腳，再探出一側肩頭，從洞口爬了出來。他發現自己是在壁櫥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