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許動，不許叫喚！”

雷伯認出其中兩個正是剛才坐在軍用救護車前座的人。根據埃瑪·多寧在萊歇瑙向他描述的特徵，他確定第三個人就是埃潑克。至於第四個人，他卻從來沒有見過。他們問雷伯，剛才到什麼地方去了？從老市場到這裡，即使瘸著腿步行也只需要兩三分鐘，可是他為何花了這麼多時間？

雷伯·克立姆羅德的面容和他的整個舉止都變了，前後簡直判若兩人。現在，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更小，他的虛弱和疲乏超過了可能想象的限度。一雙眼睛狂亂地睜得老大老大。“我餓了，迷了路，”他回答的聲音差點兒就要哭出來，活象一個被事態的發展弄得不知所措的孩子。他簡直給嚇壞了。

大衛·塞梯尼亞茲接到電話時正在代理外出的塔拉斯的職務，用塔拉斯自己的話講，他是“到鄉下去突擊搜尋”的。這次電話想必是從某軍事機關打來的，因為當時公用電話在奧地利尚未完全恢復。對方在電話裡說了一連串急促不清、其名共妙的話，猜想起來大概是英語。

塞梯尼亞茲根據對方的口音作出判斷，然後說：“先生，你可以說法語。”他告訴對方自己是什麼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代塔拉斯作主，這幾乎包括所有的方面。說完，他凝神靜聽。那個法國佔領軍軍官從薩爾茨堡打電話告訴他的事，越來越使他驚愕得不知如何是好。事實上，他幾乎連考慮也沒有考慮，就憑著一時的衝動，撒了生平第一個大謊。此舉將對他未來的生活產生不小的影響。

“別信那些胡說，”塞梯尼亞茲說：“那個年輕人實際年齡比看上去要大，而且比他的樣子要老練得多。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他是為美國戰略情報局工作的，是他們最好的情報員之一。凡是他對你們說的，請全部照辦。”

直到掛上電話以後，他才向自己提出一系列非同小可的問題：是什麼驅使他幹出這樣的傻事來？他該向塔拉斯說些什麼來為自己撒這個彌天大謊辯解？年輕的克立姆羅的置身於這樣不尋常而又危險的境地結果又會怎樣？

其實，雷伯見到的第四個人就是卡·海·洛塔爾。他是個紅臉盤的胖子，身材非常高大，卻長著一雙簡直跟女人差不多的小手——這並不罕見。儘管石頭房頂透出一股冷氣，他卻仍然大汗淋漓。他嚇壞了。

從一九四○年秋天到一九四五年五月，有兩個奧地利攝影師在哈爾特海姆城堡工作過。其中的一個至今還活著，健在林茨。威森塔爾事後查明，他叫布魯諾·布魯克納。

另一個攝影師就是卡爾·海因茨·洛塔爾。對他來論一切都是從一九四○年的十月中旬開始的。那時他四十七歲。林茨的州納粹黨部把他叫去，問他是否能勝任“某些特殊的攝影任務”並且絕對保密。他們表示可以給他每個月三百四十馬克。洛塔爾同意了，他們就用汽車把他接到哈爾特海姆城堡。那時，這地方已經稱為“療養院”了。

當時，該機構的主任是克里斯蒂安·維爾特上尉；後來，作為對他在哈爾特海姆工作成績卓著的一種嘉獎，他被任命為波蘭的貝烏澤茨、素比波爾和特雷布林卡三個集中營的總監。弗朗茲·施坦格爾接替了他在哈爾特海姆的職務，後來又接替他在特雷布林卡的職務。療養院的醫療事務由林茨城的魯道夫·雷豪埃爾醫生主持，格奧爾格·倫諾醫生協助（雷豪埃爾於一九四五年四月自殺，倫諾於一九六三年被捕歸案）。

維爾特向洛塔爾解釋他們期望這位攝影師做的是怎樣一種工作：哈爾特海姆的醫生們正在一些病人身上進行試驗，洛塔爾必須儘可能清晰地拍下這些病人的照片，每天三十至四十次。這些試驗包括確定最有效的殺人方法，並使這一領域內採用的真正高效率的技術更趨完善，同時繪製出有科學依據的精確圖表，以顯示一個人的肉體在死亡之前究竟能夠承受多大數量級的痛苦。

洛塔爾的任務是：用照相機和電影攝影機拍下試驗物件頭蓋骨被仔細切除後展現出來的大腦影象，焦點集中在臨死一剎那發生的看得見的變化。

這就是哈爾特海姆“療養院”的第一項使命，但還不是它最重要的使命。一九四一年一月，希姆萊在汪湖會議上提出要建立若干殺人營的設想（注：1942年1月20日，納粹德國政府各部和黨衛軍保安處各機構的代表，在柏林郊區的汪湖舉行了一次會議，討論“最後解決”歐洲猶太人問題。原文1941年有誤。），其實在這以前即已規劃好了。哈爾特海姆城堡實際上是一所學校的訓練中心，預定培養的“學員”畢業後，將分配到那些殺人營去。更有甚者，哈爾特海姆並不是唯一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