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機構。另外還有三處。

洛塔爾常常不得不透過窺測孔在用煤氣做試驗時進行現場攝影，工作並不顧手；起初，那股令人作嘔的焚屍的氣味使他很不習慣。算起來，在哈爾特海姆被殺死的三萬人中，至少三分之二由他攝了影。

唯一使洛塔爾真正感到不安的，也許是這樣一個事實，這三萬人絕大多數是基督徒。他們中間有德國人、奧地利人和捷克人。他們被送到哈爾特海姆，是因為在生理上、心理上患有殘疾或不治之症，根據一項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制訂、由馬丁·鮑曼（注：馬丁·鮑曼（1900—1945）——希特勒的秘書，赫斯逃往英國後，鮑曼任納粹的副領袖。）監督執行的計劃，這些人屬於應予消滅的部分；或僅僅因為他們年老，開始列入無用人口一類。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是猶太人。死在哈爾特海姆、格拉芬內格、哈達馬爾或佐能什坦，是僅僅為雅利安人保留的一種殊榮。

“不過，當然嘍，”埃潑克對克立姆羅德說，“你的父親確實是死在哈爾特海姆的。你那麼強烈地想要知道的是不是這件事？”

“我不相信你的話，”雷伯用一種心中無數、猶豫不決的音調說，“他還活著。”

埃潑克淡然一笑。也許，他的真名並不叫埃撥克。他的頭髮顏色極淡，眉毛幾乎是白的，和他白哲的面板渾然合一；他說的德語帶有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特殊口音。他搖搖頭，露出遺憾的表情，就象一位教授沒有從一名好學生那兒得到他期望聽到的回答。

“他還活著，”雷伯重複了一遍，口氣比剛才肯定。“你在撤謊。”

雷伯看上去完全象一個陷於瘋狂的少年，這他的身量也彷彿縮小了。他半癱軟地倚在地上，一支呂格爾的槍口仍抵著他的太陽穴。他的眼光飛快地掃視著每一個人，在洛塔爾臉上停留的時間略長一點點。洛塔爾冒汗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厲害，他背後是一扇裝有兩根鐵條的小窗，窗玻璃蒙著不少灰塵，然而還沒有模糊到望不見外面的程度。

“讓我們把這件事了結吧，”埃潑克說。

“在我父親留給我的信裡”雷伯突然頓住，好象意識到自己說走了嘴。埃潑克暗淡的視線迅速回到雷伯身上。

“什麼信？”

“我父親還活著。我知道他還活著。”

“什麼信？”

透過那扇半月形的笛子，可以看到街上的行人鞋子以上、膝蓋以下的部分，雖然聽不見往來走動的聲音。那個足登傘兵靴子的人已經走過去一次，現在又發現了，僅從那雙腳的前後位置可以看得很清楚，這個穿傘兵靴的人即使不是面向這扇窗，至少也是面向著此刻雷伯與那四個人所在的房屋。

雷伯垂頭喪氣。

“我把信留在維也納了。”

“維也納的什麼地方？”

“我不會告訴你的。”這是一個犟孩子的口吻。

埃潑克看著雷伯，拿不定主意。最後，他並不轉過身子，搖搖頭說：“洛塔爾，你能不能找到他父親的照片？”

那胖子用他的一雙姑娘般的小手擦去額頭和滿臉的汗。“只要你知道日期，就能找到。”

埃潑克朝雷伯微微一笑。“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號左右。”他又露出笑容。“看了照片，你可以告訴我關於那封信的事了。”

地上有六隻鐵盒子，洛塔爾跪在其中一隻盒子的前面，把它開啟。盒裡是放得整整齊齊的照片和底片。洛塔爾的手指從排成一線的標籤上摸過去。雷伯始終耷拉著腦袋。屋子裡繼續保持沉默。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洛塔爾說。

一陣紙被翻動的聲響。

“克立姆羅德？”

一隻粗暴的手托住雷伯的下巴，迫使他拾起頭來。然而，他說什麼也不肯睜開眼睛，緊繃著臉，這一回可不是做假。

“睜開你的眼睛，小子。你去過萊歇瑙，又從維也納趕到薩爾茨堡來，不就是為了這個嗎？”

雷伯伸出一隻手接過照片。照片共有三張，是透過窺視孔拍攝的整個身體。

雷伯看到了他的父親，赤裸的身體、萎縮的兩腿，在地上爬，拼命用指甲抓水泥地。這些照片想必是在十五到二十秒的間隙中拍攝的。它們記錄了一個人窒息致死的過程。從最後的一張上，雖然是黑白照片，還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口中湧出的血，以及受刑者自己咬斷的一截舌頭。

托住雷伯下巴的那隻手鬆開了。雷伯跪倒在地上，下巴垂到胸前。他慢慢地轉過身子，把前額貼到冰涼的石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