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才開始嘔吐。後來，鐸夫·拉扎魯斯又停了兩次車，好讓他再嘔吐。

“注意，”鐸夫悄悄地說。

那個女人剛又出現，這次和她一起的還有兩個男人。

“其中一個你認出了沒有，小夥子？”

雷伯點點頭。兩個男的中較矮的一個是德國人，三個星期以前，就在霍赫賴納賴處決在達豪的焚屍爐附近之後，雷伯和鐸夫曾看見他駕駛一輛在薩爾茨堡和慕尼黑之間運送《星條旗報》的卡車。憲兵對這些卡車從不檢查，頂多笑噶嘻地拿走幾份報紙，因此幾乎每一趟都有納粹逃亡者搭車躲在一捆捆報紙後面。至於這個短髮灰白，神態冷峻的女人，就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在薩爾茨堡結雷伯指路的那一個，她告訴雷伯可以在鐘樓附近的照相館裡找到名叫洛培爾的攝影師，從而把雷伯送入埃潑克設下的陷阱。

這個女人是雷伯·克立姆羅德著手進行的追捕計劃的第一步。（查明霍賴赫納的下落並不難，因為這位黨黨衛軍中校於一九四六年初乾脆回來經營他的紡織廠了。）雷伯從慕尼黑返回奧地利後不到一百小時，又找到了這個女人。到那天——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為止，他和拉扎魯斯在一起或分開跟蹤這女人已有四十三天。

“小屋裡還有人，小夥子。至少三個男人。”

“四個，”雷伯說。

時間已是晚上十點左右，估計這將是一個寒冷的夜晚。

在他們躺著守望的一片小樹林下面，可以看見老家湖鎮的燈光。這個市鎮地處死山的心臟，那裡有不少湖泊夾在垂直的斷崖之間，湖深水黑。在戰爭行將告終的最後幾個月，有六萬穿便服的“平民”攜帶著從整個歐洲劫掠得來的財物，在這裡找到了避難所。

“四個男人和另一個女人，”雷伯說，他是從這樣一種假設出發的：那個和埃潑克串通一氣的女人可能在波希米亞公署附近的房子裡住過。他的估計是正確的。根據雷伯的描述，那一帶有兩個店主認為她就是蓋爾達·胡貝爾。他們還說出了她來自格拉茨——埃立希·施泰爾的故鄉。其餘的就好辦了。這個女人是為奧地利紅十字會工作救濟難民的。憑這一點她能搞到各種各樣的通行證。

“有動靜了。”

第三個男人從小屋裡出來，鐸夫和雷伯都認出了他。

“阿爾尼·沙義德，”銻夫說，我的老夥計阿爾尼，他特別喜歡訪問這裡和羅馬之間的方濟各會修道院。”

鐸夫己跟蹤過沙義德兩次，每次都被帶到羅馬梵蒂岡門口。沙義德每次都是一個人從那裡出來，顯然已把他護送的逃亡者託付給羅馬教廷。沙義德也為紅十字會工作。

“鐸夫？”

雷伯已有好長時間一直把雙筒望遠鏡朝山下對準通往那座木屋的小道的最初幾個彎了。

“兩部汽車，鐸夫。不過它們已經停下，兩部都停了，並且剛剛關掉前燈，離這兒不到三百米。”

他倆在黑暗中互相看看對方。

“警察？”

“不會是警察，”雷伯說。

那兩部梅塞德斯大型轎車肯定不屬於奧地利警方，也不會屬於任伺一國的佔領軍當局。不，這裡另有文章，鐸夫想必也考慮到這—層，他從原來的崗位上退後幾步，也舉起他的雙筒望遠鏡來調節焦距。

過了半分鐘，他說：“十天以前，我緊跟在阿爾尼後面第二次從義大利回來時，我看見過—輛相同的梅塞德斯。左邊的後門也壞了。那是在因斯布魯克。車上三個男人的模樣都象是神槍手。阿爾尼上了他們的車。我還記得車的牌照號碼你等我一下，小夥子。”

他悄悄往山下滑行，不久便消失在黑暗中。

過了不到一分鐘，木屋裡的電話鈴響，立刻有人抓起聽筒。又過了三分鐘，木屋周圍開始有動靜了。雷伯見那幾個到目前為止一直在悠閒聊天的男人跳了起來。其中一個衝到屋外，另外幾個也探出頭來，手裡拿著武器。雷伯估計剛才有人向他們發出警報。

過了片刻，雷伯聽到一陣幾乎察覺不到的聲息。他躲到一棵樹後面，手指扣在扳機上。

接著是耳語般的話音：“小夥子！請不要把我斃了。”鐸夫氣急敗壞地出現在大約五米以外。

“是那輛車和那幾個傢伙。只是現在那裡有八到十個人。而且還有人來。這倒有點兒象斯大林格勒的重演，我的小老弟。我敢用一位拉比跟你賭一個蘋果餡煎餅，他們是衝著咱們來的。”

他笑容滿面。

“我在納悶兒：這木屋裡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