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森塔爾問：“您跟這兩個人之間是不是有個人恩怨？”

“也可以這麼說，”雷伯回答時緩慢地現出他那耐人尋味的笑容。

“您是不是想要把這事告訴我？我自己失去的親屬有八十五人。”

那青年客氣地搖搖頭。“也許下次來談。謝謝您的熱誠接待。”

威森塔爾目送他出去並且從美國戰略情報局辦事處所在的四十號門前經過，跟另一個人會合；另一個人身材矮而壯實得多，年齡也大得多，肩膀非常寬，戴一副無邊服鏡。他再也沒有看到過雷伯·克立姆羅德。

一九三二年，埃立希·施泰爾加入以約翰·克立姆羅德為首的律師聯合事務所。他於一九四一年正式對該事務所實行監督，但實際經辦已有六年多，其依據是約翰·克立姆羅德簽署的一份委託書，因為他本人患偏癱只得以輪椅代步，無法主持業務。戰爭結束時，施泰爾沒有再在維也納或其他地方露面。一九四七年二月，在舉行格拉茨審判之前，他的妻子填表申報丈夫死亡，理由是有一個人起誓作證他曾目睹埃立希·施泰爾在布拉格被蘇軍用機槍擊斃。法庭很爽快地準其所請，因為這是例行公事。施泰爾的名字就此從納粹戰犯名單上消失，如果說曾在上面出現過的話。

施泰爾在政界和軍界的履歷都有案可查。他參與一九三四年未遂政變的事有警察局的報告為證，其中提到約翰·克立姆羅德曾出面為他說項。他加入納粹黨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黨證號碼為6330372。那時他已成為公認的“猶太人問題”法律專家。被委任中央猶太人移民局的法律顧問以後，他參與了對路易·德·羅特希爾德男爵加以逮捕、羈押以及勒素數百萬美元之後驅逐出境的全過程。一九四○年，他從事研究馬達加斯加方案法律方面的問題，該方案預見到要把歐洲所有的猶太人放逐出去，首次使用了“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這一說法。次年，他奉萊因哈德·海德里希之命，數次前往荷、比、盧等國處理屬於十四萬猶太人的財產和養老金事宜，其中只有五千人倖存下來。在這同時，他一直按自己的方式經營著克立姆羅德的事務所。

一九四三年，他和黨衛軍一起開赴東線，一九四四年三月回後方住院治療。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他的公務活動減少。打那以後，有關他的訊息越來越少，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完全失蹤。

以上是埃立希·約阿希姆·施泰爾的正式經歷。大衛·塞梯尼亞茲可以提供有關此人生活和所作所為的較完整資料。施泰爾在納粹德國境內步步為營從事活動是經過周密考慮的。施泰爾純粹為個人目的而利用形勢的發展，那種赤裸裸的實利手段實屬罕見。他的目標是佔有屬於克立姆羅德一家的全部財產，同樣還要佔有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那些已經相當黑暗的歲月里約翰·克立姆羅德的當事人委託這位雖然癱瘓但是誠實的律師照管的財產。施泰爾把漢娜·克立姆羅德也列為自己的目標。一九八二年在大衛·塞梯尼亞茲力促下進行調查的結果，使他獲得漢娜·克立姆羅德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在威尼斯利多海灘上照的一張相片。她站在一群人中央，帶著她的三個孩子，一雙淡得出奇的眼睛瞧著鏡頭，雷伯的眼睛就是從她那裡繼承的，她的美簡直使人驚異，這是一種端莊、嫻靜而又光彩奪目的美。施泰爾站在大約兩米以外，眼睛不看鏡頭而看著她。施泰爾未能佔有這一宗比其餘的一切更珍貴的財寶。他別有用心地把漢娜及其三個孩子送拄利沃夫，帶著他為他們弄到的護照，帶著他作為納粹高階官員所能向他們提供的一切保證

同時也完全相信，他是在送他們上一條可能由他本人設計的死路。

大衛．塞梯尼亞茲相信約翰·克立姆羅德被捕這一經過精心安排的步驟，以及他被送往哈爾特海姆城堡給未來的死亡營劊子手們當豚鼠使用，都是施泰爾的手筆。透過遣散克立姆羅德家過去的僕人和殺害老管家安東·欣特澤耶爾，施泰爾完成了他個人的Anschluss（注：德語：合併。作者用這個詞把施泰爾的所作所為比作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的所謂“德奧合併”）。

那麼埃立希·施泰爾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以後幹了些什麼呢？最初他化名在美軍管轄的一個戰俘營裡找到了避難所，等待時機重新公開露面。及至雷伯·克立姆羅德再度出現——現在他的危險性比兩年前更大了，——施泰爾認識到，自己的安全已受到嚴重威脅

這就是為什麼會發生下文將展開的死山那一幕以及一九四七年三月施泰爾逃往南美的原因。

對於塞梯尼亞茲來說，這是毫無疑問的；在所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