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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了六趟買賣後，雷伯已能償還拉扎魯斯最初的投資。

“你不必這樣做，”鐸夫說，“我沒向你要。”

“我認為這樣比較好，”雷伯的回答很簡單。

他們談話時有一個名叫亨利·阿爾特的法國人在場，他對冒險生涯一直心嚮往之，並且專為這個目的從尼斯來到丹吉爾。阿爾特和克立姆羅德是偶然相遇的，當時他們正站在擎天柱書店的書架前。從尼斯來的那個人是學歷史的，他先跟雷伯攀談起來——談那個高個兒青年正在翻閱的一本書。

那是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注：施本格勒（1880—1936），德國哲學家，史學家。他認為歷史只是若干各自獨立的文化形態迴圈交替的過程，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的戰敗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沒落”。），雷伯差不多把這本書全部讀完了。在他們到附近一家咖啡店的敞廊上長談的過程中，三十歲的阿爾特發現這位施本格勒著作的青年讀者才十八歲，不由得大為驚訝；但雷伯在做菸捲生意這一事實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他本人在這方面有一些新的點子，甚至設想搞一條“淡黃菸捲路”把菸捲從丹吉爾運到法國和義大利沿海地區，在那裡一包“菲立浦·莫力斯”或“切斯特菲爾德”可以賣到一百法郎

“而且，如果每次不是裝五十箱，而是裝五百或一千箱，甚至更多些——這僅僅是船隻問題——那麼，贏利很快將達到驚人的數字。一年賺它一百萬美元並不是痴心妄想。”

阿爾特長時間固執地想要說服這個小夥子跟他合夥幹，這使他自己也有些納罕。小夥子顯然舉棋不定。肯定不是因為缺乏膽量或雄心。看來另有原因。

“是不是你那位愛爾蘭朋友？，因為他？”

“不完全如此。”

“如果你需要，”阿爾特最後說，“咱們可以三個人一起幹。雖然”

他不喜歡鐸夫·拉扎魯斯（他只知道此人姓奧謝，這是拉扎魯斯在丹吉爾期間一直使用的化名），其實還有些怕他。阿爾特曾有兩三次聽到他在用英語同一些形跡可疑的美籍義大利人熱烈交談，他們提到海米·魏斯，邁耶·蘭斯基、萊普克·布恰爾特或勒基·盧奇亞諾這些名字時的口氣就象過去計程車兵談到他們的長官，阿爾特狂熱地渴望冒險，但是在合乎理智的限度以內，拉扎魯斯—奧謝這樣一個人在他看來已經“離了格兒”，正象此人和年輕的於佈雷希在他看來是並不相稱的一對夥伴一樣，既不相稱而又危險。

總之，阿爾特的態度象一個兄長。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和蘭根事件不可能有什麼關係。他只是那件事情的證人，還不是直接的。

“他們是荷蘭人，”拉扎魯斯說，“一個叫蘭根，一個叫德格羅特或者跟這差不多的名字。其中一個有商船船長的執照。而咱們不是需要一個真正的船長嗎？剛才我們正在談論，這回要穿越地中海了，可不光是沿著西班牙海岸去向那裡的小妞兒們揮手致意。至於別的船員，有一個馬耳他人和三個西西里人。”

“還有咱們。”

“對，還有咱們。總共八個人。帶九百箱咱們人手可能不夠，但是到了那兒會有一批人來幫忙。”

“咱們準備去哪兒？”

“西西里。到巴勒莫以西的一個海灣。你有沒有不同意見，小夥子？你大概以為咱們會老是玩這種小孩子游戲？如今咱們可要幹真格的了。來吧，我要帶你去見見那兩個荷蘭人”

亨利·阿爾特已經和他的一個朋友坐在巴黎咖啡店，那人是科西嘉島的一名海關官員，他正以一位專家的身份在出很多點子，教他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丹吉爾的國際地位提供的種種有利條件。阿爾特看見克立姆羅德和拉扎魯斯到來，並且坐在幾步以外兩個背對著他、年齡在三十五歲上下的男人旁邊。他看見克立姆羅德的灰色眼睛冷酷地呆滯不動，一度還瞪得大大的，他注意到克立姆羅德做了個古怪的動作——彎著腰，腦袋幾乎完全鑽到桌子下面，把一條並沒有鬆開的鞋帶重新系一下。然後坐起來，又是一副不動聲色的神態。阿爾特向拉扎魯斯—奧謝膘了一眼，意識到他也已經有所察覺。過了二三十分鐘，那兩個陌生人才起身離去

鐸夫用依地語低聲說，“別裝腔作勢在我面前演戲，小夥子。我看到了你的神色。你是不是認識那兩個傢伙中的一個？”

雷伯張開擱在大腿上的手指，似乎對它們看出了神。最後他說：“至少其中一個不是荷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