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這一回是如此，所以當時我自豪得不得了。我花了六年的時間專攻法律和商業。可是還沒跟克立姆羅德談上幾個鐘頭，我離開他時已狼狽不堪，只覺得自己活象一個四歲的娃娃被迫去教核子物理學。我差點兒想要拒絕下一次的會面。

“下一次我當然還是去了。如果對他的誘惑力估計不足，你對王會感到無法理解，也無法理解他對我們的影響為何這麼大得出奇。雷伯·克立姆羅德所有的假面具——表演、語調、禮貌、客氣——全然是他對我們所作的讓步，為的是要我們原諒他如此出類拔萃。一旦我們懂得了這一點，那麼日子好歹還過得下去。”

“那年，在十一月二十日之前，我們先後見面大約有十五次。到後來我給搞糊塗了：究竟誰也數誰法律？”

“我得承認，我從來沒悟到，他和我會面不僅僅是為了獲得他需要的法律知識，也不僅僅為了在完全信託我以前先對我估量一番，作出判斷。他還存心利用我們會面的機會想再見到夏眠”

“這樣會扯得太遠，”塞梯尼亞茲有些著惱地對克立姆羅德說：“你老是讓我們的談話從一個題目跳到另一個，這樣”

他突然改用英語，這樣可以避免使用那個表示親呢的“你”（注：法語中有您和你區別的說法）。

“可是，我能在哪裡找到這方面的資料呢？”雷伯心平氣和地問。

“在戈登魏澤繪製的圖表裡。或許錢德勒在他的《貨幣與銀行經濟學》裡論述了這一問題。這本書我有，可是不在這兒，在家裡。下次我給你帶來。”

“或者，我跟你回去吧，今晚你就可以把書借給我。你同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