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頭等機艙的座位。”

當然，大衛·塞梯尼亞茲對於他和克立姆羅德並肩飛越大西洋的這幾個小時，至今保留著極其清晰的記憶。那是他們兩人多次在一起旅行的第一次。

他記得，當時雷伯以徐緩而平靜的聲調，隨著時間的延續還略略帶些疲倦的樣子，不斷向他縷述一樁樁、一件件驚心動魄的事情。塞梯尼亞茲從他的敘述中發現，儘管他稱為“黑狗”的列爾內和貝爾科維奇這兩個人已傲了大量工作（各幹各的而且從不“撞車”），然而被捲進去的遠遠不止這兩位律師。

塞梯尼亞茲還記得，有時他感到自己似乎入了幻境，開始懷疑那不可思議的長長一大串名字、公司、交易與商行，而且分佈在完全不同的地區——紐約市、紐約州，還有芝加哥、波士頓，甚至加拿大——恐怕是在他的夢中出現的。在別的情況下，堆砌這麼多名目會使人覺得象在說夢話。雷伯每講一件事情，都能舉出他用過的人、代他出面的人和他在一定程度上信得過的人的姓名。當時，雷伯在進行的交易至少有一百項之多，而對其中的每一項，他都能說出投入資金的淮確數字直到美元的個位數，說出全過程的確切日期、具體情況和財政狀態，他還講到，他指望巴爾的摩的九家公司、波士頓的十四家和芝加哥的二十三家每家各為他賺多少利潤，等等。

他敘述所有這些情況時，從不需要回過頭去糾正任何疏忽遺漏的地方。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他從不忘記任何事情。在他的腦海裡，在他的記憶中，每一件事都異常清晰、有條不索、一索即得——既迅速又精確。

在半明半暗的機艙裡，其他乘客大都已入睡；而這幾個小時內，塞梯尼亞茲簡直鬧不清究竟哪一點最使他自己�